佛手茶

以前我也喝茶，红茶、绿茶、花茶都分得出来，而且知道好坏。我还看过陆羽的《茶经》，看过云南古老的茶树王，看过杭州龙井茶树、茶垅和龙井寺旁古人专门用来泡茶的龙井泉．还目睹了工人制作茶叶的整个过程，甚至还听到很多关于茶的故事，和茶人们谈茶道，观赏茶艺表演。最玄的要算把禅和茶弄到一起的佛门中人了。     

婴儿之音的动听与诱惑——论《五藏山经》音如婴儿的精灵

《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一批音如婴儿的精灵,这些精灵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人类无害而有益,另一类则把人类作为吞食对象.第一类精灵发出婴儿之音,其中反映的是智慧、计谋和决断,是清醒的神志；第二类精灵发出婴儿之音,则是对人类进行诱惑,是为了达到吃人目的而施展的手段.鱼类精灵发出婴儿之音对人类无害而有益,反映出入类对鱼类没有防范之心,它不构成对人类的威胁；而家畜类精灵扮演食人角色,则是先民的自我警示.《五藏山经》记载音如婴儿的精灵,山名、精灵名称之间往往存在关联,许多名称具有暗示性.     

关于法庆起义几个重要问题的重新检讨

法庆起义是北魏延昌年间由冀州僧人法庆领导的一次沙门暴乱,因其自号"大乘",也称"大乘起义"。学界一般认为法庆大乘起义是弥勒信仰组织的暴动,对"大乘"一词的意义多从教派以及与小乘佛教相对的大乘观念来理解。但是从当时流行的佛教思想及经典背景来看,其自号"大乘"及起义的理论依据是直接来源于当时流行的《大般涅槃经》,与弥勒信仰无关联。     

"阴阳合德":壮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布洛陀经诗》的性别哲学研究之二

《布洛陀经诗》虽然已超越"孤雌繁殖"的认识阶段,但却没有完全陷入男性"惟我独尊"的窠臼。其中关于男女祖神并尊的唱颂,以及对妇女地位和作用的某种肯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壮族性别哲学的精髓。这些思想是我们在寻求性别和谐发展之道时可以借鉴的。     

西域高尖帽的传承与发展--以维吾尔族高尖帽的制作及相关习俗为例

高尖帽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在古代西域诸民族的服饰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维吾尔族高尖帽可被视为西域高尖帽的一种历史传承和发展。本文以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维吾尔族高尖帽的制作及相关习俗做一些探讨。     

从宗教学看壮族布洛陀信仰

壮族布洛陀信仰属于原生型巫教,可称为原生型民族民间宗教,它与壮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壮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布洛陀信仰的活动在社会批判运动连续不断的年代,曾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宗教理论的改进和宗教政策的宽松,由于社会对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重视和对民间信仰的关注,由于布洛陀信仰研究的开展,壮族地区布洛陀信仰开始了它的重建的过程。以广西田阳敢壮山为中心,壮族民众自发地恢复布洛陀祭祀和相应的文化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并得到学者的理论支持和政府的理解。这种民族信仰重构现象,表现了壮族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布洛陀信仰的旺盛生命力及其对新的时代的调适能力,如引导得当,会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涵,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充实壮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莫高窟第296窟须阇提本生故事画新考

通过画面的释读与佛经的对比研究,莫高窟第296窟北壁的须阇提本生故事画主要依据的是《大方便佛报恩经》绘制而成,而不是《贤愚经》。莫高窟第296窟开凿于北周末至隋初出现的兴佛、兴国时期,而非北周灭法之前。     

茶典籍翻译中的互文关联与模因传承--以《荈赋》与《茶经》的翻译为例

互文关联与语言模因的传承相辅相成。在两者的互动中,新的词语表达得以接受并被复制进新文本,促进了语言模因的生衍发展。源于同一语域的茶典籍具有超强的互文性,其共同主题使文本中很多模因呈现复合体状态,形成强势模因,其共核的外缘在不断扩展,展现出茶文化的内涵与发展。以晋代诗文《荈赋》的翻译为例,探讨了如何通过追溯唐朝《茶经》中所包含的互文线索,使《荈赋》译文与茶文化模因“共核”保持一致连贯,同时以适当调整其翻译的“外缘”,使模因在英译本这一新宿体中与时俱进,致力于让传统茶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从个性倾向性论辜鸿铭英译儒经的动因

本文根据心理学中个性倾向性的有关理论,从世界观、动机、理想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辜鸿铭从事儒经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动因,从而促进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