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文经》辞赋作品对赋体文学的继承与新变

清代在江山一统的背景下,八旗中的少数民族作家积极学习汉文化,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八旗文经》中的辞赋作品继承了前代辞赋写作的传统,比如对骚体赋文体特征、铺陈排比的写作手法、骈偶对仗的句式、华丽堆砌的辞藻等等。同时,也能看到辞赋在八旗作家笔下的新面貌,主要表现在讽喻主题弱化、突出的写实手法、语言词汇的丰富以及主客问答形式的消失。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宋代州县学的赐《九经》与藏书制度

九经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贡举科目。州县学校得到皇帝赐《九经》,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皇帝给地方学校赐教科书,对州县学的发展壮大和州县学的藏书制度的建立、完善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精神信仰与音乐--对民和嘛呢经的调查研究

乡村妇女念唱嘛呢经,一方面有着民间宗教祭祀娱神的祈望,另一方面也有着教化的观念及民间文化传承的功能。作为广泛流传于青海东部农业区及部分与甘肃接壤地区的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嘛呢经是一种依旧存在的活态音乐文化资源。它伴随着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脉络,真实反映出西北特定地区民众尤其是女性的精神世界及社会生活,具有十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意蕴。     

试论古籍形态经折装的产生年代——兼论经折装的形态与名称流变

近现代以来书史学家一致认为经折装产生于唐朝,对于经折装被称为梵夹更是持反对观点。我们在前贤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敦煌遗书残卷的爬梳,对经折装的产生年代、形态流变及名称的演变进行探究,认为经折装产生在东晋之前,随着形态流变其名称也有相应的变化,其间也被称为梵夹装。     

辞赋家和儒士经生的家族兴衰之叹——汉代文学历史沧桑感探索之一

汉代辞赋家和儒士经生的家族兴衰之叹,主要是针对自己家族的历史而发,这和《史记》、《汉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扬雄、杜笃都有家族兴衰的切身体验,但辞赋中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冯衍的《述志赋》是两汉辞赋作家慨叹家族兴衰的代表作。儒士经生韦孟、韦玄成、傅毅经常考虑的是如何保持家族的昌盛,以及衰落后如何中兴。相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典型的儒学特点。     

论《维摩经》对李卓吾思想及文学批评之影响

明末著名思想家李卓吾深受佛学,尤其是《维摩住经》的影响,这全面表现在他的思想、行为及文学批评之中。《维摩诘经》对其人生方式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恣意任性,游戏人间的狂放态度;二是怀入世之心,言出世之语,行世间之事一是强烈的教主情结。而卓吾思想与《维摩诘经》的联系,较为显裕的有：“佛、魔不二”论及“人间净土”论两点。在文学批评上,卓吾的批评活动同样深深带有《维摩信经》的印痕,这从《水许》批评中的“游戏”说,“佛、魔”税及《杂税》等论述文艺的有关内容中可略见一斑。本文认为劳分析李卓吾思想性格的形成及其文学批评的特点,从《维摩诘经》的影响入手,是一个最为直接而切近的着手处。     

初唐谏文的尚道精神

初唐谏文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国策,针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异议、进行谏止乃至抨击,臣不从君的现象非常突出。进谏者将君道而不是君主奉为最高权威,体现出尚道精神。谏文依据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执经力谏,广引六经及孔子之言,以经旨为论点,且将其作为论证技巧中的核心理论支柱,尤其是首尾的引用,作用更为明显。魏徵“良臣”之论对君臣之义的探索,发展了传统的“臣道”说,诠释了尚道精神的深层内涵。     

也谈"消经"《开以达尼》

本文就近些年来国内一些研究伊斯兰教和“消经”的学者对广泛流传于西北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教法经“消经”《开以达尼》的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本着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持之有理的原则,根据“消经”《开以达尼》塔什干原版本和调查资料,对它的作者、著述时间、印书地点、内容、翻译和版本等相关性的问题,以及它与回族穆斯林创造的拼音文字———“消经”的关系和意义进行考证和阐释,以期澄清此经典所涉及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