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驻村抗“疫”日记

“王书记,市委研究明天上午九点在市扶贫办召开扶贫驻村紧急会议,请你按时参加”。接到电话通知时,正是我从贫困村回来的第四天。扶贫驻村8个月的时间,我真的是有些累了,我真的很想这个春节什么也不干,老老实实地在家休息几天。但现在形势容不得半点懈怠。放下手机,我看向一旁的妻子。     

西南山区小城市城镇文化建设SWOT分析——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文化建设带动区域发展对西南山区小城镇具有一定参考,是实现新形势下的特色城镇化发展的有益尝试。文章选择重庆市城口县为研究对象,运用SWOT研究方法,系统分析城口县在建设城镇文化进程中的优势、局限、机遇和挑战,归纳西南山区小城镇发展城镇文化的内外部环境,研究结果显示,城口县发展城镇文化总体上具有资源丰富的优势和空间受限等局限,国内政策、地方发展机遇等略大于区域竞争的挑战,且个别挑战和局限可以转化为发展机遇和优势。因此,以文化建设带动西南山区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路具有一定可行性,但要结合小城市当地实际,打造有特色的文化空间格局和构建地方文化体系。     

齿德双隆:明代徽州的“寿官”

在明代优老政策的支持下,地方上形成了独特的"寿官"群体。就府一级单位而言,徽州是"寿官"规模较大的区域。徽州"寿官"是由地方府县两级官员依照皇帝诏书,恩授或例授而来,其间有着一定的遴选机制与请得程序。老人通过官员选拔或民间举荐获得相关资格后,经相关部门确认,最终以府县官府的名义授予冠带。尽管"寿官"没有功名,但他们仍可被视为徽州士绅群体的组成部分。"寿官"在荣获冠带前就已有地方声望,获得荣耀后则可通过乡饮制度与地方官员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被地方社会视为道德榜样。     

“镇改市”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与改革进路

“镇改市”是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也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做出的有益尝试。以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为目标指向,通过激活中小城市的发展“命脉”,改变单纯依靠经济推动乡镇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农民城”向新型城镇的跨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探索。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缺位的行政规划设计、有限的乡镇管理能力、被异化的政绩观念、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以及市民文化普及不到位等,对“镇改市”的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成为“镇改市”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化解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支持和法治的保障,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为“镇改市”改革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考辨——兼论徽州成同兵燹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是史学界曾经流行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但在徽州特殊的历史氛围中,也确实形成了不尽公允的"切齿湖湘"的民间舆论.微州成同之际的兵燹,清军与太平军都有责任,但曾国藩并非元凶,而且他为徽州的恢复尽过心力.     

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

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在土地交易、动产或不动产的借贷与典当,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乡例.它们产生、发展并实行于民间,是民间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和模糊性.尽管其中有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之处,且地区性差异明显,但它们的存在对维护乡村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考——与《朱子全集》辑录者商榷

民国重修《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一、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以下称《世谱》)共载十世,《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以下称《族谱》)只是一世至六世"一以朱子定本为正";二、《世谱》各支全录,《族谱》七世起只记朱振后裔;三、《世谱》一定载朱然支派,《族谱》未记朱然支派;四、《世谱》不会自称"公",更不会称子为"公",《族谱》不仅称朱熹为"公",而且还称其子为"公".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扶贫专栏

宜宾市人社对口帮扶推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3月13日,宜宾市人社局9个工作小组分赴对口帮扶的叙州区合什镇征永村、筠连县筠连镇金石村等4个县(区)9个村开展对口帮扶和对接推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工作。一是帮助对口帮扶村尽量消除疫情影响,了解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就近就地就业情况,协助解决贫困劳动力充分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