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期初小说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文章从新时期初小说回望历史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创作主体在对历史记忆的叙述中,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态。他们在与集体话语的合谋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启蒙主体身份及精英文化性格,同时又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自我,产生强烈的忏悔意识。     

丁梅斯代尔的忏悔与救赎——霍桑的《红字》

《红字》是美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文学评论家们对其主要人物-丁梅斯代尔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太多把他当做虚伪和懦弱的对象,而他的忏悔以及最终的救赎常常被人们忽视。     

真实的声音——巴金新时期艺术散文简论

巴金的《随想录》是新时期散文的先声。其中的艺术散文具有直面现实、尊重历史的勇气。作者对封建专制意识的沉痛批判和自我忏悔意识,代表了鲁迅之后一代知识分子历尽劫难后的生命选择,也代表着以＂五四＂为象征的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的诞生和传播、生根和发芽的曲折历程。     

甄、贾宝玉“对子”建构的现代解读

甄(真)、贾(假)宝玉"对子"建构别有巧思,深具哲理.第一部分打破传统解读的单向思维模式,阐明甄、贾宝玉谐音所寓的"真假"价值判断,包含着双取向的"悖论"式反讽.第二部分借鉴现代社会心理学的"镜像自我"概念分析贾宝玉的深层自我意识,指出甄、贾宝玉梦中互见,甄(真)、贾(假)难辨的迷幻情境,不过是贾宝玉梦外镜像自我的象征性投影;贾宝玉内心深处存在的忏悔意识和自卑情结,正是他"自己眼中之我"折射出的"他人眼中之我".     

人性自我救赎的心灵地图

浮石的《青瓷》《皂香》《红袖》《新青瓷之秘色》《新青瓷之窑变》等一系列小说,用通俗的文本,高度还原了现实中的男女关系、官场关系、商战关系;作者于炼狱中反思人性,对人性进行救赎,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忏悔意识,作品堪称一幅人性自我救赎的心灵地图。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

西方自传受基督教影响,具有深远的忏悔传统;而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则比较薄弱。新时期以来,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等自传作品表露了可贵的忏悔意识。但其忏悔往往显示为一种精神表态,缺乏具体入微的自我剖析。冯友兰、周一良等则在自传中回避自我忏悔,把个人过错归因于外在环境。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自传需要针对个体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进行深入的自省和忏悔。     

从一个腐败分子忏悔说起

因受贿而获刑的原郑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蒲永林,出狱后洗心革面、悔不当初,痛苦地说“:做贪官的代价太大了!”这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呐喊,撼人心魂!这一句话,无不道出了众多腐败分子沦为阶下囚后的心声,也对正在搞腐败或将要成为腐败分子的后来者无不是一个警示:这是深渊,赶快悬崖勒马,不要重蹈覆辙!从他被捕入狱到表现良好、获得减刑,到刑满出狱后放弃昔日公司的高薪聘请,而选择去一家煤矿当副总,亲自下到井下挖煤、从工人干起、尽心尽力、并且督促矿主改善了安全状况……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他终于领悟到“: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为官,人身…     

俄罗斯文化视角下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俄罗斯文化思想影响下完成的,蕴涵着多余人心态和忏悔意识等异质文化特征。但是,瞿秋白的政治身份和当时的政治氛围导致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误读。只有深刻揭示出这种异质文化特征与单一政治视角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多余的话》及其文学思想。     

冲突碰撞融合渗透——处于中西文化旋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以传统文化为依托,来理解和汲纳西方宗教,兼容中西文化,其作品表现出人生感伤、道德忏悔、真诚、宁静、神秘、希望等,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忏悔与救赎：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与前期创造社文学家的宗教意识

处于乱世之中者,身不由己地犯下了许多罪恶。而这些罪恶使他们无尽地纠缠于自责和痛苦之间。在宗教传统久远的国度俄罗斯,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在找不到现实出路时,往往由忏悔而皈依宗教,由宗教而获致救赎。而与此相对照,中国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却无法找到宗教的巢臼,注定了他们绝望沉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