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自然美观念的嬗变

本文试图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变化的历史流程与美学指向，并在此背景上澄清山水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者认为，中国艺术中对自然的认识，从先秦历晋宋再到唐代，经过了正、反、合三个阶段。作者侧重运用纵向比较的方法，指出从晋宋到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满足自然景物的外在形式，到探究山水的内在意蕴与意趣；由物我并峙．转变为物我交融，情景合一；就美感认识层次而言，由属耳流目，极视听之娱，上升为怡神悦志，通过礼赞自然，获得对宇宙人生的审美顿悟。     

知先行后说与中国教育

知先行后的实质是知贵行贱。此观念对我国教育有严重影响,造成求知与做事脱节、认识与实践脱节,读书人一辈子钻在书本里不做实事。新中国哲学界、教育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教学是认识过程,教学可以跳过直接经验走一条捷径。此观点违背了认识规律。科学的态度应把教育作为特殊的实践过程,把发现知识与传授知识统一起来,把教师和学生引导到活动中去。     

老子价值观探析

追求永恒是老子价值观的核心。永恒是建立在自然哲学的道和社会伦理的德的基础之上。实现永恒的途径是无为和知常、知止、知足。永恒价值观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并具有普遍的意义,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无为与“三知”则具有权谋的特色,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宝库。     

"弃知"、"弃智"并非老子思想

《老子》通行本第十九章“弃智”,帛书本作“弃知”,楚简甲本作“弃鞭(偏)”。帛书本、通行本第十八章支持“弃知”、“弃智”的文本系晚于楚简本的后人所增,通行本第三章、第六十五章支持“弃智”的文本系晚于帛书本的后人所为,并非老子原有思想;帛书本、通行本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三章、第五十三章及帛书本第十章有否定“弃智”、“弃知”的文本。所以可以认定:“弃知”、“弃智”并非老子思想,系晚于楚简本的后人所为。     

李商隐诗歌中的伤逝意识

晚唐诗人李商隐,文名早就,诗人也渴望以己之才兴家展志,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然而终于“贤士失志”,志业一一终成画饼。加之早年家境影响下最初忧生意识的积淀,使得李商隐少年自许的骄傲逐渐退居一旁,生命意识开始潜滋暗长。间或从幽隐的心之角落,伸出敏感的手指,敲响了伤逝忧生的悲哀钟声。     

忧患意识与史学思想

忧患意识是对历史盛衰的辩证认识,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见盛观衰的历史思维、居安思危的观念和借鉴历史的知几察来的思考,都是忧患意识的重要体现.在新世纪,忧患意识有着新的时代特征,同时,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隋书·经籍志》评介

《隋书·经籍志》代表着我国目录学发展时期的研究成果。它开列出唐代以前流传于世的总书目,论述了图书与人类的关系,描写了我国图书事业曲折的发展历程,记载着四部分类法的创立经过。它的主体部分各有侧重点地介绍经、史、子、集四类图书。如儒家经典突出其功效性;各类史书强调其分类情况与史官必备的条件;诸子百家分析其学说特征以及优缺点;大多属于文学作品的专集、别集、总集则阐述其创作者应具备的才能。它是文史研究与图书管理人员必读的书目。     

永田广志对日本近代以来哲学“合法性”的反思—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及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背景

永田广志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哲学思想及其历史,日本哲学思想的近代化必须依凭从“先进国”所进行的“移植”,这又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就不能不发生“变形”。就哲学思想本身的独立过程来看,这一过程还表现为哲学与宗教的分离。他有意从“自由唯物主义”立场探寻日本哲学史的发展轨迹,采用了唯物史观的研究立场和“泛化”的研究进路。     

《隋书·经籍志》著录书目考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多少部古代书籍、合多少卷帙,史学界说法不一。具体考之于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经籍志》实际著录情况,流行的三种说法均源于《隋书·经籍志》的本身记载的具体数字而缺乏应有的严密性。该书实则利用隋代国家藏书14466部、89666卷,经过删重补漏等加工整理工作,实际著录存亡书目及道、佛经籍共合7213部、59302卷。     

为理智主义辩 ——从人工智能的视角出发

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知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理智主义者认为,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反理智主义者则认为,能力之知无法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然而,反理智主义者的核心论证即无穷倒退论证并不能有效地反驳理智主义。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表明,理智主义的观点在事实层面上得到了更好的辩护,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并没有种类上的区分。从整体论的视角来看,能力之知最终能够被还原成一系列命题性知识的组合,这一观点也为能力之知的积累提供了保障。不过,将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为了使用方便,保留"能力之知"这一名称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