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信访工作的“七个再”

一、形势上再分析再预筹 从总体来看,尽管我们系统信访总体形势不错,但影响稳定的因素仍然不少,信访工作面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访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完全的遏制,信访总量居高不下.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重复上访仍然比较多,而且有些上访人提出的要求不切合实际,情绪十分激动,不听从规劝,围堵在机关门口,有的冲击领导办公场所,严重干扰了省局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     

论平路小说中的性别与政治——以《东方之东》为中心

平路从首部小说《玉米田之死》创作以来,其浓烈的台湾情结与政治关切贯彻始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涉及性别书写,在《行道天涯》《百龄笺》《何日君再来》《婆娑之岛》等小说中不断实现从私领域到公领域的跨越。《东方之东》中细腻挖掘女性空间、呈现女性不断书写的意义及描摹复杂的两性关系,通过故事、信件、简报、小说等不同形式的叙事话语,众声喧哗,在古与今的虚实交错中呈现性别关系、父子关系、台海关系等诸多复杂的纠葛,平路始终如一的台湾关怀跃然纸上。     

身份与功能交互下的民间信仰景观——以青海西宁湟中县扎麻隆凤凰山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化带动旅游,旅游搞活经济”的模式在全国已经成为常见的经济形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新建的、基于神话和民间信仰打造的旅游景观,与当地居民及海内外香客对民间信仰宗教化的理解,以及国家的宗教政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作为一处旅游景观,扎麻隆凤凰山的九天圣都筹建于20世纪末,现已成为区域内闻名的民间信仰道场。扎麻隆凤凰山身份与功能的交互与矛盾,以及扎麻隆村权力格局对其影响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从素朴的平等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确立——中国社会性别观的形成与变迁

早期人类社会的性别分工基于生理差异,两性之间是一种素朴的平等。随着婚姻制度的变迁、封建礼教的完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形成,压制并束缚着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真正起点。以此为界,之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女权革命阶段,此阶段主要受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着力于批驳传统封建性别秩序,争取妇女平权;之后,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中国共产党将争取妇女权融入到争取民族权与争取国家主权的目标中,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     

构建具有性别视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女作家数量众多,创作质量颇高,她们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然而,在我国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中,被书写的中国古代女作家只有蔡文姬、薛涛、李清照、朱淑真等不多的几人,我国古代众多值得被历史铭记的女作家以及她们的创作文本被悬置屏蔽。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应该也必须从两性视阈出发,构建自己的历史书写体系。如此,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将变得更加丰富与完整。那种缺乏性别视阈,以致遮蔽重大社会群体与历史史事的文学史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写下去。     

论基于国家秩序的网络安全

随着网络安全隐患问题的凸显,网络安全议题被各国提上议程。当前互联网对传统的主权国家秩序形成解构态势,两者间存在“地理约束”与“身份认同”的矛盾。从伴生于互联网的自由与秩序概念出发,国家秩序的理论依据在于当前网络空间的安全形势处于自由过度泛滥与秩序相对缺位的状态,且互联网在“去中心化”自由主义指导下无力实现自律性安全。因此,当前时期的网络安全应当以国家所主导的强制性秩序为安全起点。此外,网络安全的长远发展应当以软权力为分析框架,以合作精神为其内核,通过加强国际层面的政策合作与国内层面的思路引导来达到秩序构建的目标,并最终实现有保障的体系化网络安全。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及当代启示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形成于一战前后,他最初赞同推翻君主制,建立欧洲联邦,后来认识到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欧洲联邦,因此主张社会主义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再建立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世界联邦。研究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必须肯定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无法实现欧洲联邦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及世界和平进程证明列宁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变革新趋势的历史关头,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突破了西方强权政治的零和博弈思维,但是该构想的实现也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     

国际组织：世界动荡的一个可能祸源——以联合国难民署对罗兴雅人变质的“自愿遣返”为例

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西方理论界的崛起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概念的深入发展,作为支撑制度和平与充当治理媒介的国际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益发凸显。但是国际组织并非总是和平缔造者。从外部变量看,国际组织在国际交往中必然要遭受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国家主权属性的严酷拷问;更为重要的,从内部因素看,国际组织,尤其是大型官方组织,不断扩展的权威与能力会使得专业性的官僚化执行团队走向法律和道义的背离。     

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

在影响妇女男孩偏好的因素中，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夫妻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特征，而且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的男孩偏好起着弱化的作用。家庭地位高、权力资源丰富、对丈夫家依赖程度较低的妇女，她们的男孩偏好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