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母女关系的政治叙述

中国现代女作家打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僵化想象,描绘了丰富多彩的母女关系图景,填补了女性书写历史的"空白之页",不仅为女性建立自我主体提供了重要文化途径,而且也为改变父权制统治之下的压迫/被压迫的对抗性社会提供了想象与参考的文化空间,因而对现代文学母女关系文学叙述的梳理与清点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社会排挤与女性婚姻财产权益的救济

社会排挤(social exclusion)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期,是对贫困(poverty)、剥夺(deprivation)和劣势(disadvan-tagcd)的探讨.随着社会排挤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深入,中外学者也开始将社会性别分析理论引入社会排挤研究范畴.在社会排挤的背景下,女性财产权益日趋弱化,进而引发女性在婚姻范畴内财产权益的弱化.具体表现是:婚姻时态下家务贡献的贬值;离婚时态下财产权益的流失.为救济女性的婚姻财产权益,必须关注性别平等与公平正义.     

女性休闲消费与性别秩序的变化——以广州市为个案

当代城市女性休闲消费在休闲空间、休闲体验、休闲伙伴三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休闲场所在原来的单一的家庭休闲之外增加了大量的公共空间;休闲体验从客体的状态向主体的状态转变;休闲伙伴由家人的一元局面转为家人、同事、朋友并存的多元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和中国当今社会性别秩序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表明,在性别空间秩序方面女性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在性别秩序的强弱方面改变了女性绝对的弱势地位,在性别秩序的主从方面女性不再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及其诠释

在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中，子女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从东亚、南亚，到中东以及北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是许多国家性别比偏高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孩子几乎是满足期望的子女性别结构的唯一手段。当今世界，无论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特征，少生孩子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伴随现代避孕、胎儿性别鉴定、人工流产等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为人们满足既要少生，又要实现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提供了手段，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如韩国、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台湾、香港等。中国自1980年代就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的现象，有大量中外文献从社会、经济、文化、生育、死亡、统计等因素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历程、程度和原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导因素。但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对这个问题尚缺乏深入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进行多种方法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特点、原因和性别选择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试论性别公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和谐发展,它要求实现全人类代际间发展机会平等条件下的协调发展与共同进步。这就呼唤人类实现性别公正,性别公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反之性别歧视则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推进性别公正的实现。     

从文学体式与性别文化谈词体的弱德之美

本文着重从文学体式的形式、节奏及其所产生的语境,以及性别文化论析了词体的弱德之美。词体的弱德之美,是感情上的承受与压抑中的坚持,是弱而有德。而词体的抑扬顿挫,吞吐低回,适合表现弱德之美。     

性别、性别观念对性别角色的影响

性别角色的形成是由生理因素决定还是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成为性别角色研究中一直争议的焦点问题，但国内对此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5所大学的552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Bem性别角色量表和自编的性别观念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性别角色受生理性别和性别观念类型共同影响，支持了生物社会的理论模型。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破解难点打击“两非”

2006年以来，福建省莆田市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市集中开展整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专项活动。     

风月乡里谈因果——明清艳情小说因果报应观念中的性别伦理

明清艳情小说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是情节结构中的重要因素,是由欲的极度张扬到曲终奏雅的"空"之间必不可少的转换环节.将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因果报应观念引入艳情小说,是为了强调艳情小说的劝惩意义,从而为艳情小说在大众文化中赢得一席之地.然而正是小说中的"以淫报淫"观念,以及分辨情欲的二元标准,暴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伦理的荒诞之处.男性纵欲的果报由女性承担,已从根本上背离了倡导众生平等的佛教观念和因果报应的主旨.明清艳情小说中的这种双重因果观念,是男权中心主义的集中的、直露的表现,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