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别回归”背景下反思女性学教育—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恋悲剧谈起

在“性别回归”背景下，以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恋悲剧为个案，反思了当前的女性学教育：不可以按照推崇传统性别文化的标准来建设女性学，而应当从社会性别视角切入使女性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并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缩小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距离，促成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N个区别

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 北京、上海、广州与世界同步，你却因未能与它们同步而痛苦。“北上广”靠高房价获取红利，靠户口高门槛集聚精英，靠高物价挤掉流动人口，强者云集又暗藏经济危机、情感危机、人际危机，是冷漠江湖；二线城市靠宜居突围，     

近代中国女性从医的社会认同与形塑

近代中国,由于社会文化的不断变革和国民思想的逐渐解放,女性开始较多地加入医疗行业,从事医疗工作.彼时社会舆论对女性从医的评说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女性从医的实践.这些纷繁的舆论评说建构出了女性从医者的独特形象,也体现出这一时期保守与开放两种思想观念并存的社会舆论状态,即倡导思想解放和固守传统礼教的舆论评说同时存在.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相悖的舆论言说在当时却共同起着促进女性从医的作用,而社会对于女性从医的认同,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     

对“人口红利”概念本土应用的反思——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与否的争论说起

以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争论为起点,通过追溯"人口红利"概念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考察这一概念在中国人口研究中的本土化应用,可以发现:应用中存在着片面、简化、泛化的问题,同时将此概念直面中国现实,也可见其存在注重经济效益、缺乏社会维度和注重生产过程、忽视消费过程的潜在缺憾,导致它难以合理、准确解释现实。而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流行或可反映出中国发展逻辑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于表扬的心理学研究述评

表扬是父母、老师给予儿童最常见的反馈方式之一。文章先介绍了表扬及表扬类型,然后阐述了表扬对儿童的影响：不同类型的表扬对儿童在失败前的影响不存在差异,但在失败后,接受努力表扬或过程取向的表扬对儿童的发展更有利。表扬效果不仅受表扬类型的影响,还受到年龄、性别等主体特质的影响。     

以真实的叙写走向突破——浅析《阳光西海岸》

旅美作家黄宗之、朱雪梅合著的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两位作者的自身经历,用真实的描写手法将20世纪末一批远赴美国的科研学者在国外的生活经历表现出来,集中揭示了他们在那所谓的"阳光西海岸"的喜怒哀乐。男主角刘志翔等人物的形象塑造非常成功,作者借由真实的描写手法,完整地展现了其心理和性格,从而构成了海外华人生活书写的新格局与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