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伦理分析的三个维度

善政只解决了根本制度问题，在善政之下还存在善治问题。如何进行善治？在一个良序社会中，善治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上，因而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分析，即要回答公共政策的正确与否、公平与否。公共性与偏私性、实然性与应然性、功利性与道义性是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分析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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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离不开语文 现在举世公认，美国科学家维纳是信息论的创始人，因为他在上世纪50年代对信息论做了系统阐述，并建立了维纳滤波理论和信号预测论。可早在30年代就提出信息论的竞是中国数学家申农。最先提出信息论的却没有成为创始者，     

幸福是倘来之物，竟功则是必尽之责——陈伯海的古代文论研究综论

陈伯海先生祖籍长沙，但生长于上海，言谈举止看似吴化。他自幼喜读闲杂之书，较早涉猎哲学典籍。进人大学后，广泛阅读中西文论，偏好思辨的苗头显露，独立思考的个性形成。1957年3月，华东师大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钱谷融先生因《论“文学是人学”》惨遭“围剿”，陈先生适逢其会，聆听钱师之论，大为服膺，即不顾严峻情势，     

也谈如何认识我国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与梅宁华先生商榷

梅宁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如何认识我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片面观点和错误看法,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该文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也违背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强调树立"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的氛围背道而驰.作者关于一些专家学者"只看问题不谈成绩"、"矛盾和问题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矛盾问题"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会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用基尼系数说明中国贫富差距大是"洋教条盛行"等观点似是而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东坡诗歌创作论概观

诗歌创作论是苏轼诗歌理论创造的精华。其中“有为而作”的真实涵义,表明了苏轼创作视野的开阔,与其散文创作中的“文以述志”说相辉映;他关于诗歌创作中审美态度的见解,更是空谷足音,这主要得力于其创作实践,也与庄子的影响分不开,。其“博观”说重积累,重厚积薄发,亦具开创性。其审美创造的方法论,充满深刻的辩证法,又以创新为着眼点,因而精见迭出。在语言运用方面,则提出了“街谈市语,皆可入诗’的卓越见解,突破了历来重雅轻俗的传统偏见。从总体看,并以诗论史为参照,我们便会发现,自成一家体系、十分重视美的创造、注重实践性这三者,构成了东坡诗歌创作论的特色     

论叶燮诗学思想中本原论与创作论的悖违

叶燮《原诗》是继《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系统性很强的诗论之作,然其所述诗歌本原与创作的论述两相悖违。他的创作论强调“感触起兴”、“克肖自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前进一步,形成了自具面目的理论系统;但当他进一步阐释这一理论,向诗歌艺术的本原论方向归返和靠近时,却又被“天地备于六经”的陈腐保守思想所拘囿,强调诗歌源于道、又服务于道的观点,因而窒息了他的许多闪光思想     

从《指物论》和《坚白论》看公孙龙的语义学思想

《公孙龙子》的诞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该著作包含了与当今相似的语义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区别了指认对象与指认结果不同,客观事物被指认后内化为精神意识范畴的内容,语义存在于人的内部世界。其次,认识到了人的感觉器官是外部世界内化为语义的重要途径,并有了初步的语言分类雏形。最后,围绕"物""实""位""名"四者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公孙龙语义学体系,对先秦时期语义研究乃至语义学整体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混合式教学理论与实践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特点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有高度的契合性,该课程混合式教学体现了灌输启发统一论、接受与态度改变论和素质素养要素论的要求。线上教学重在对“五观”“是什么”的灌输,线下教学重在对“五观”“为什么”的启发以及对“五观”情感的培育。通过混合式教学可使学生改变错误的态度,确立正确态度,接受“五观”并内化与其相应的意识,为提升运用“五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