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教的性命双修

性命双修是道教修道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道教中,命是指生命,即由形气构成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存在物;性指心性,即心神,也就是人的精神意识.人的命与性是不可分的,性离不开命,命离不开性,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由于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所以修道不能只修命或只修性,而必须性命双修,方能达到形神俱妙的神仙境界.在修道的方法上,既要使用保养形气的修命之术,又要使用炼养心神的修性之法;在修道的程序上,则既可以像南宗那样先命后性,也可以像北宗那样先性后命,但最终都必须以性命双修、形神俱妙为依归.     

论张耒学术文化思想对蜀学内蕴的契合

张耒出自苏门 ,其文学创作风格与苏辙相近 ,但在学术文化思想方面 ,却对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吸收 ,尤其是对道的内涵的复杂性认识 ,对性命问题的探讨 ,以及对宇宙生成问题的看法 ,都从根本上融会了蜀学精神 ,为蜀学的发扬光大以及整个宋学的丰富多彩作出了积极贡献。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其实，旱在四十五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仇恨的剔刀来剜割，等怨毒的鞭子来抽打。[第一段]     

"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     

论阮元对传统经学诸范畴的新阐释

阮元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型官员,其经学研究注重训诂基础上的义理探求,强调学术的实践、实用、实行,与乾嘉诸儒纯致力于考据有别,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他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致力于"仁学"观的重建;《性命古训》,新释"性命",倡"节性"之说;《论语一贯说》、《大学格物说》,倡"圣贤之道,无非实践"新观念。他对儒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考释、申发,不是着力于"向上一层"的探索,而是一一归本于社会政治与伦理,以为"经世之具"。     

论上博简《孔子诗论》的人文精神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人文哲学内容丰富,天命、王命、人性、道德、礼仪融为一体。天命含人性,以情性说诗而处处绳之以德和礼,特别是“以色喻于礼”和“民性”三“固然”,既是道德人文说,也是知识理性说。文章串述以德说诗“一字法”和联缀综述法。儒家“人本哲学”是经验人文哲学,用来说诗,其丰富多致的逻辑方法体现在语言表述中,就是贯彻“人本哲学”的具体理路。     

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     

孟子的性命之辨及其内圣走向

有见于主体在外王实践中的相对局限性,孟子通过辨析“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复杂关联,完成了对性命之辫的宏观划界工作。与此相比,孟子以知命／立命为内涵的“哲学整合工作”就更为关键。原因在于,惟有以内圣统摄外王,活生生的道德实践主体最终才能以主观能动性内在地超越相对局限性。     

王十朋理学思想评议

南宋名臣王十朋的理学思想是以性命之学为根基,外而扩充至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他的性命之学上承韩愈,批判了二程的性命观,但在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上,又吸收了二程思想.他认为搁置现实要务,空谈道德性命之学,不能改变南宋落后挨打的局面.这已颇有融合性理与事功的特点,对于稍后叶适、陈傅良等人主导的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王十朋以名节著称于世,他是作为一位理学理想的践行楷模,而被南宋理学家们津津乐道.南宋理学史,当有王十朋的一席之地.     

王安石的性命学说

道德性命在王安石是一整体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王安石不仅对性情关系、性命关系作了理论阐述,认为性情本来一体,其不同在于性属未发而情属已发,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命有正命、兼命;并且基于儒家伦理价值的立场,强调人由“习”和“养”转向善,实现正性和人为之命。王安石的性命学说对于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其未来走向有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