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冲突里走向人性的单纯和坚守——试论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胆小如鼠》

余华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我胆小如鼠》具有相同的叙述结构,都以一个轻度弱智者的视角,描述人们对他极尽嘲弄之能的事件。小说中对应的人物及其言行,一方面反映了一个人与他所生存世界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性中单纯与坚守的力量。     

论人性假设

现实的人性是人的各种本质属性交互规定的表现 ;人性假设就是以一定价值取向对这种规定体的表现有选择地抽象、摄映。一般说来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往往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公设”,并以此推导和构建它的理论系统。人性善或人性恶是推断未来的理想社会的人性预设前提。孟子、卢梭可以说是性善说的代表。他们以人性善为依据来论证人类历史的向善主义。荀子、霍布斯是性恶说的代表 ,他们以人性恶为由论证人性改造和人性控制的必要。亚当·斯密的人性自利的市场经济人的假设 ,可以说是现今市场经济理论的公设。它比较系统地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缺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蕴含有人性假设 ;这一人性假设是否可以说即是历史的具体的“共富”新人和“先富”经济人的统一。     

朱熹对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统合”

朱熹既赞同程颐所言"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又赞同程颢所言"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以及与之相关的"善恶皆天理";既讲孟子言性善"论性不论气,不备",又讲荀子言性恶"论气不论性,不明",从而建构了兼性与气的人性论。这种对于孟、荀既有吸取又有批评的方式,可以为今人"统合孟荀"所借鉴。     

从人性论看黑格尔的道德哲学批判——基于与苟子性恶伦理思想比较的另一种解读

黑格尔关于人性恶的伦理思想,在思辨中克服了或善或恶的二律悖反的思维模式,统一于道德主体自由的自在自为的发展之中,其实质是抑恶扬善,是实现人之至善道德目的过程中的方式和手段,是善自身辩证中的否定因素。恶,作为伦理精神,贯穿于黑格尔伦理思想体系的始终,奠定了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并与荀子的性恶论有某些相通之处。     

“中和”之气“性”出“礼”成

人性善恶假设的不同会对社会文化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人受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一直是追求自我的超越,以致能成圣成贤,进而教化他人。倘若中国人性善的假设不成立,那么则很可能会贻害千年,这时候可以运用儒家"中和"的智慧去兼顾所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吸收建立外在的制度。中和的气场本身就是内外合一的一种力量,内气靠修养,外气凭礼制,文章在最后通过论证礼与气之间的关系,进而肯定了积极气场的价值。     

善恶之辩与管理之道——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析论

任何管理理论都有其人性观基础。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主要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代表性观点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和韩非子的性恶论、世子的有善有恶论、告子的无善无恶论四种。与西方管理理论侧重从"自然"的角度客观描述人性不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对人性予以价值评价,为中西各具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对当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奴隶制下的人性演绎:评《北方黑奴索吉纳尔·特鲁思叙事》

特鲁思在《北方黑奴索吉纳尔·特鲁思叙事》里披露了纽约州奴隶制即将废除之际人性善恶的各种表现形式,性恶、性善和人性扭曲是美国北方奴隶制下人性演绎的三个层面。特鲁思用触目惊心的笔调勾画出人性在奴隶制社会形态下的异化——贪婪、冷酷和伪善,同时还从迷信型、感恩型、愚忠型和自卫型斯德哥尔摩综合效应的心理视角,抨击奴隶制的非理性,认为人性扭曲是社会扭曲的必然结果。此外,特鲁思还从正义之善、怜悯之善和恶中之善等方面描写白人的多维品性,强调了人性善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论荀子的社会和谐观

荀子在“人性恶”论的基础上,提出“化性起伪”,主张加强后天的道德教化,用社会制度和礼法措施调控人们无限扩张的内心欲求,使之合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群居和一”的理想社会是其社会观的核心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荀子对群己关系、人与制度（礼法关系）、“分”“和”矛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有机统一等问题的探索,都具有重要的资源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善何以“可而不能”:荀子论说中的意志自由问题

荀子在讨论为善问题时,对"可而不能"的现象做了探讨。为了论证"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提出,途之人对仁义法正有"可以知之质"与"可以能之具"。借助亚里士多德有关潜能(energeia)与现实(dunamis)的区分,可以认为,荀子是说途之人具备知与能的潜能而非现实。在荀子那里,"能"作为一种德行,表示实践或行动中已实现或完成者。在解释"圣人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现象时,荀子又提出"可以而不可使"的说法,即人可以为而不为,是因为不肯为,亦即不愿为。这里已涉及道德行为中的意愿或意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无相似。但与后者不同,荀子理解的意志或意愿已不完全是个体主动的自由的选择,而带有某种必然的意味。荀子又认为,人之所以想做好事,是因为性恶,因为事物如果短缺什么,就会自动寻求满足。这个短缺理论让人想到奥古斯丁对恶的解释。站在现代立场,对荀子的短缺论可以提出如下批评:自由意志只是人道德转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道德转化能否成功依赖于道德行为主体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互动,其中亦不乏道德运气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