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初次民主实验

本文以章士钊与戴季陶有关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为主题,藉此探讨民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对民主建设的认识。向来研究民初政治都把总统、内阁争议归究为对袁世凯的态度问题,即反袁者为克制袁世凯,故主张内阁制度,而支持袁世凯者则站在总统制一方。上述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亦因此忽略辛亥革命后中国有史以来初次实践民主的经验。由章士钊及戴季陶二人的争论观察,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满怀理想色彩:民主就是法治,法治就是宪法的制订,故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法模式便成为当时的争点,亦反映出19世纪西方流行之“形式民主”是辛亥时期民主的关注重点。至于民主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或其社会实践过程为何,则完全不在两人讨论之列。有关宪法的浪漫想法,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一段落。     

论分权总统制与超级总统制的区分

总统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分权总统制和超级总统制两种亚类型。从结构上看,分权总统制总统在宪法上是政府的行政首脑,掌握与立法权和司法权平行分立制衡的行政权;超级总统制总统在事实上是政府的行政首脑,掌握着行政权,但政府总理才是宪法上的政府行政首脑,并对行政事务负责,由此导致总统游离于三权平行分立制衡的边缘,处于一种超然于上的地位。在功能上,分权总统制侧重于保障自由,而超级总统制侧重于维持秩序。区分总统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总统制国家的政治架构,有助于我们进行政治制度创新。     

总统制和议会制对经济政策影响之比较

新政治经济学近来较多关注的一个学术兴趣点是:不同的政治制度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政策的。理解总统制和议会制区别之关键,乃是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关系,而其关系的核心内容则是:分权的程度和意图分离的程度,以及由这两种程度的不同而导致的行政单方面的权力大小与议会立法凝聚力之强弱。总统制和议会制对经济政策影响的重大区别是:总统制下的公共支出及税收要低于议会制下的公共支出及税收;公共物品在总统制下的提供水平也不如议会制下高,并且,指向性项目在总统制下比较多,而全国性项目在议会制下比较多;就腐败而言,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总统制提高而议会制则降低了腐败;就政策稳定性而言,总统制倾向于既定政策的强力执行,而议会制中的政策变化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