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龙模式：皖东南的“乡村试验”

中国农民是很现实的，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光靠有限的土地是拴不住农民的，这是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然而，“恩龙模式”在皖东南农村的10年试验，让“农民留在土地上同样可以幸福地生活”的可能性得到了初步验证。     

“德国人”怎样撰写“法国”思想史——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格律恩的批判为例

作为一个德国人,格律恩撰写了一部法国18世纪专题思想史。而当时,不仅他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流派的著述俱在,而且用法语写作、梳理这段历史的书也已经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从哪里选择、甄别和引用权威史料的?他又如何叙述和分析这些思想呢?他的书能超越法国学者的史识和见解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第2卷详尽地对比了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与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之间的关联与差异,说明格律恩式的写作是一个失败的案例。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分析涉及历史解释学中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在跨时空、跨文化间的精神交流和思想史写作更为普遍和深入的当代,其价值愈益凸显,值得我们重视。     

技术派李彦宏:传奇总由执着者写成

所谓"执大象,天下往"。从在美国电子工程学会会刊上发表硕士论文的声名鹊起,到"超链分析"技术专利所支撑起的巨大产业价值,再到在百度平台上聚合以吴恩达为代表的技术精英,二十年间,李彦宏偶像气质不减,而领袖号召力渐成。     

求恩巡礼骚乱中的宗教因素

传统天主教信仰在中世纪英国北方民众基础深厚。随着英国宗教改革不断推进,引发了英国北部以林肯郡和约克郡为重点的诸郡平民、教士及部分绅士,甚至一些贵族等各阶层的不满,尤其是解散修道院直接引燃了民众骚乱之火。1536年10月至12月的求恩巡礼骚乱是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最大规模的一场社会群体性骚乱,对亨利八世政府的治理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促发骚乱的因素错综复杂,但是宗教因素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宋朝官员的快乐与悲剧

宋代的恩荫不但拖累了国家财政,而且也堵塞了社会精英的升迁之路,让他们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这个制度的拖累下,大宋王朝以一天一个跌停板的速度走向了灭亡。北宋王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大肆扩招,隋唐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全部保留下来,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又增设了一些新的权力机构,从此宋代官吏的快乐生活就开始了。     

“平等”问题的历史规定及其超越——重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平等”观念只是一种历史的规定，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其是否过时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平等”说到底只是一个前共产主义的概念。当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异化被历史地扬弃。财富的尺度发生历史性的改变之际，使“平等”和“不平等”及其关系成为问题的问题域本身便被历史地超越和辩证地扬弃了。     

保卫粤剧名街 拯救西关文化——论广州恩宁路骑楼历史街区的复兴规划

针对以粤剧文化为标志的广州恩宁路骑楼历史街区,"大拆大建"的行为与保护复兴的呼声,进行了6年博弈。面对即将到来的破土施工阶段,"名城理论"、"规划原理"、"保护法则"似乎显得软弱无力。许多"其言也哀"的文章,能否唤醒良知,取得"哀兵可胜"的结果?     

论“三言”中的恩报观念与“道德宿命意识”

在雅文化层面的儒家道德意识的影响下,恩报观念主要有施恩不望报和受恩必报两种恩报原则,这在＂三言＂中多有表现。但＂三言＂作为俗文化层面的文学代表,底层民众的功利主义和主客观的双重柔弱等决定了其恩报观念更多的是受到俗文化层面＂道德宿命意识＂的支配,对恩报难相继、德福不相配的现实予以扭转,形成了俗文化层面的道德宿命的恩报观,如恩报必相继、施恩报恩必有赏、忘恩负义必有罚等。依照所依靠的外界力量的不同,其恩报模式可分为五类,其总的心理特质是功利化、宿命化和宗教崇拜式的期待、验证等,此恩报观进一步表现在历史恩报故事中。＂三言＂中部分篇目的恩报观念中道德宿命的成分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且更富有道德主体意识和悲剧精神,从而使其拥有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进入＂三言＂第一流作品行列。     

虚己以游世——早期希腊哲学的非自然哲学解读

早期希腊哲学常被定性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这样被定性的早期希腊哲学,一般难逃两种命运:一是被视为一些原始的、未发达的甚至粗浅的学说,二是被目为只知外驰于经验世界而未能内省于自我的心智.相对于后来系统地发展出来的学说(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早期希腊哲学蕴涵的一些深刻的智慧往往被忽略.希腊早期哲学有鲜明的"自然哲学"维度,这是难以推翻的,"早期希腊哲学是否只是自然哲学"这一疑问乃成为文章的解读重点.为了探讨这一议题,文章选取阿纳芝曼德(Anaximander)、赫拉克利特(Heraklit)、恩培多克勒斯(Empedokles)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四人来分析,但把时序逆转,以便返本溯源.其中不难发现,希腊哲学其实自开始以来,人事即已经是关怀的焦点.文章的撰写,除意图揭示希腊哲学破晓时期的一些深刻的义理外,更藉着与中国哲学的对比,希望带出一些与哲学理性和哲学智慧有关的更普遍的反思.     

王禹偁与宋太宗、真宗的旧知新怨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重要的文学家和政治改革的先驱。他以直道自许,故一生三遭贬黜。由此会让人对当朝的太宗和真宗不能宽宥直臣有些看法,认为王禹偁行直道却屡遭贬黜,定然是太宗和真宗不能容人,尤其是像王禹偁这样的狷介之士。其实不然。太宗和真宗当国的时候,给予了王禹偁太多的欣赏和眷顾,有时甚至感人肺腑。这让我们看到,在三黜背后,并不尽然是皇帝的刻薄少恩,尚有君臣之间的相遇相得抑或是相知,当然还有相伴的失望和怨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