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

赋体原始的解读,众说纷纭,或源于《诗》,或源于《骚》,孰是孰非,未有定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要查考“赋”之本义,探究赋文的发展脉络。“赋”的造字应属形声兼会意,原指与戎事相关的军需财物。由于其敛取方式需要实物的铺展陈列,于是有了“赋者,铺也”的思维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这一思维模式逐渐横移至法令、言辞、音乐等相关领域,产生了“敷布其义”“铺陈其言”“不歌而诵”等不同的“赋”义解读,也生成了铺陈直言的修辞手法。战国后期,以荀况《赋篇》为契机,修辞之“赋”演变升格为文体之“赋”。其后,在众多文化元素的影响催化下,以“铺陈”为本色的赋文不断发展演进,陆续生发出骚体赋、散体赋、骈赋等不同的赋体文类,完备了赋的文体概念。     

唐代宫廷游艺赋的"国典"性及对汉大赋的追摹

唐代宫廷游艺赋大量出现,既是游艺赋自身发展使然,更是时代因素所促成.伴随其发展背景、创作场景和目的的官方色彩,诸赋内容多关涉岁时庆典、讲武练兵、外交往来等比较严正的"国典",是宣扬王德大化、诗教传统的一种文学表达.从辞赋本身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在讽谏主旨的回归和壮美风格的遥应两方面又展现出追摹汉大赋的创作倾向.由此亦可从一个角度揭示辞赋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大丹赋》:被遮蔽的骚体及其赋学意义

《周易参同契》是魏伯阳的代表作,其中不乏可供发掘的文学艺术财富。《大丹赋》列于《周易参同契》之中,由骚体歌辞构成,文辞包涵易学和道家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仙道气息,融入汉代的文化,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丹易参同、情理合契的艺术价值,解读它需要明确其中的象征含义。《大丹赋》产生于东汉末年,是系列丹技类赋开风气之作,在赋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秦关楚路”:北周射礼的文学书写及其影响

北周射礼建制在宇文邕治下达到顶峰，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书写在庾信、王褒等降北南士的主导下，一反政治领域“糠秕魏晋，宪章虞夏”的宗周复古原则，突显宗法汉晋的旨向，体现出鲜明的南朝化特征。庾信、王褒为适应宇文邕政权结构调整和一统齐、陈的军政需要，在胡汉二元政治思维的框架下，推尊北周王祚正统，继承汉晋以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颜延之、王融等所奠定的阅武、校射、田猎、游放、宴射、祓禊等文本传统，造就了北周马射赋、观射诗、武将碑铭、燕射歌辞的官样范式，对隋唐射礼赋、边塞诗的发展颇具推动之功。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陆云"作赋以言情"的赋论观及其 《九愍》 的创作

"作文解愁"与"作赋言情",是陆云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与辞赋观念。而遥承楚辞"发愤以抒情""忧与愁其相接"的抒情传统,且与晋人"深情"的文学风尚及陆云兄弟坎坷悲凄的人生经历相联系,陆云所谓"作赋以言情"之"情",更偏重于"生于愁思"的哀怨"愁情"。这种"言情""解愁忘忧"的文学观念体现在《九愍》等辞赋创作中,又普遍表现出既哀悯屈子又充满个人迁逝之感与生命之悲的悲愁情绪,从而具有浓郁的楚骚余韵。     

概率赋范空间中的弱收敛和弱有界

本文引入了Menger-概率赋范空间中有界线性算子,泛函以及向量序列(集)的几种收敛性(有界性)概念,并研究了各种收敛性(有界性)及其相互关系。     

《金瓶梅》与《帕罗赋》中泰封建制下的女性意识比较

《金瓶梅》与《帕罗赋》作为亚洲两部著名的情爱小说,分别是中泰两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名著。这两部作品不谋而合地通过直面女性的情与欲,从文学视角上突显了女性的生命个体存在感,反映出封建制下女性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同处于女性意识被压抑的父权制社会里,金、瓶、梅与帕芬、帕萍(《帕罗赋》的女主人公)这些女性虽处于从属地位,但她们却努力凭借仅有的条件为自己谋求生存与爱情。她们的命运揭露了古代中泰两国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批判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摧残和压迫。同时,她们从女性主义角度上诠释了性与爱、性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彰显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与人类自身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