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究际通变 匡发赋奥——评刘培先生《两宋辞赋史》

刘培先生是活跃于学界赋论方面,近期颇引瞩目的知名青年学者。《两宋辞赋史》即是刘先生沉潜宋赋研究多年的一部扛鼎之作。这部专著对于辞赋研究,特别是宋代辞赋研究是大有拓荒之功的。此外,这部专著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宏观方法论层面,融通文史哲,将宋赋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具象研究方法层面,采用究际通变,洞源索流的方法以图宋代赋坛真貌;文化史层面,发掘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学史、文化史现象。同时又兼具实证之史实与滂沛之文采,堪称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大观,其代表为《西藏等三边赋》,突出地体现了征实的性质和特点,与此相联系,向来被视为地理著作。其征实性,不但体现在作者的意识上,还体现在赋作的内容上。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征实性,原因概略有四:一是与清代地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二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尤其是考据学的影响,三是作者本身就是地理学者,四是作者都亲历过边疆地区。而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贯穿了强烈的边疆意识和经世思想。     

和瑛《西藏赋》中的佛教文化解读

《西藏赋》是清代蒙古族汉文诗人和瑛写的韵文和注释和二为一的赋。赋中描绘了西藏地理、佛教、部族、物产、民俗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内容全面而详实。但问世两百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其进行全面解读和评析,本人将对该文中的宗教描写部分进行详尽解读。     

唐代试赋中的道家文化功能

道家文化在唐代成为试赋的重要表现内容,所司不仅直接以道家经典为题为韵规定应试者的写作范围和试赋内涵,而且非以道家经典为题者亦有描写道家文化者。这类试赋表现出修身养性与治国理政两大追求,而这种追求又被统摄于道家顺任自然的法门下。试赋对道家文化有这样的认识是与道家文化具有治国牧民的政治功能分不开的,这也使以道家文化为主题的试赋成了参与政治建设的手段。     

元嘉赋学批评:沉寂中的渐变与拓展

元嘉时期赋学批评的材料比较有限,通过范晔《后汉书》对东汉抒情言志赋的载录情况,可以看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观念对范晔的影响。结合《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文苑传赞》等以及元嘉时期的创作实例,印证了范晔重视声律、重视藻采的审美追求及其赋体分类观念。檀道鸾认为赋颂"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则说明这一时期的赋学批评已意识到了赋体来源的多元性。     

成都土地制度改革再考察——评《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

周其仁教授主持课题组的报告《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区分了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过程中的2种资源配置方式:其一是再分配机制,其二是市场化机制。课题组看到再分配机制在成都统筹城乡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囿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课题组存在对市场化机制的偏好,并认为市场化机制即突破征地模式应为成都未来改革方向。本文认为若突破征地模式,将损害再分配机制的财政基础,导致成都统筹城乡改革陷入困境。     

论康德的“敬重感”

敬重感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它是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关键概念,而对它的理解必须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它的对象、作用和来源。由于其对象的特殊性,它把作为物自体的道德法则和作为经验对象的道德行为沟通了起来;它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否定和肯定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自我批准方面;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直接源自人的人格性,同时这种情感还具有赋义的功能———使情感也和知性范畴一样能给认识主体带来意义,由此就保证了处于物自体领域的道德法则的实在性,从而使道德法则在现象界得以实现。     

近五年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研究述评

赋体文学与小说两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近五年来,研究者们对赋体文学的客主问答叙事体、反复敷陈的铺叙手法、“遂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以及“卒章显志”的讽喻功能及题材等方面与小说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探讨了俗赋中存在的叙事要素与小说的关系.同时认为古代小说中赋作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赋与小说关系的研究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但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论引导,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理论,因此在研究深度上还有欠缺.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