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的源流与士人的政教话语行为

“赋”在早期是一种士人君子在特定的场合相互表达、交流政教观念的话语行为,后来与《诗》这一公共话语资源紧密结合,形成了流行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的传统。但在战国时期,随着《诗》这一公共话语平台与礼乐制度一起崩坏,有着崇高政教理想的贤士大夫,以作诗的名义表达自己离谗忧国的情志思想,至此,“赋”这一古老的政教话语行为,在屈原、荀子等人手中落实为一种独立的文本形式。     

张衡《髑髅赋》解析——庄子对汉魏抒情赋的影响

张衡在东汉可谓是"士"的先知先觉者,他以<庄子>"髑髅"命篇的<髑髅赋>,是汉赋中第一次仿庄子寓言而作的抒情赋,以知命为解脱,体现了张衡对人生的一种理性认识.此后汉魏赋家多有此类作品,<庄子>"髑髅"作为论及生死的文学意象因此在魏晋得以传播,张衡的首开之功是值得肯定的.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的审美思想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包含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以悲为美、感时用情、器法天地、乐以通神四个方面。     

繁艳似赋，流美如歌——南朝文人乐府诗语言风格探析

南朝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受到汉乐府民歌、魏晋文人乐府诗和南朝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吸取汉赋铺排夸饰的艺术特长,形成了繁富华艳的语言风格,这类作品从诗史的传统看来,主要体现了魏晋文人乐府诗和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还有一些作品受到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其语言风格表现出浅近自然、婉转流畅的特色.     

建安赋的审美异趣

在汉赋创作的传统中,高贵、广大、富丽的事像一直占据着汉赋创作的审美主体地位,然而东汉以降,伴随着赋作题材的多元化趋势,审美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到了建安时期,粗陋、荒芜、残缺、死亡等事像频繁地进入作家们的创作视野和审美体验当中,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另类的美学趣味。     

论“七”赋“九”骚

选取“七”体之赋和“九”体之骚进行对比辨析并论其成“体”之原由，指出七体以讽谏为主旨注重体物的描写，九骚既替屈原代言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的不同趋向；尤其突出其体制上九骚可歌的音乐性特征和七体不歌而颂的散化性质，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两种赋体的了解。     

矛盾与演进：《汉书&#183;艺文志》赋论解读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登高能赋”本意是登堂能赋诵诗,而不是后来的登高能作赋,《汉书.艺文志》对此进行了生成转换,使之具有了作赋可以为大夫的内涵。这一转换使赋具有向经艺靠拢的特质,从而完成了《汉书.艺文志》建构经学“大一统”学术体系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客观地提高了赋的地位。不过《汉书.艺文志》对汉赋整体的论述逻辑是:使被轻视的汉赋成为同样地位不高的汉文人的专属文艺样式。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构建法官保障个别正义的绿色通道

以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求法官在实现正义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法官应当成为实现个别正义的主要实践者,他们能够运用法律赋予的职权,最大限度地保护个案中各种主体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将法官独立制度、自由裁量权制度和法官的道德建设机制结合起来,建构起一条达至个别正义的绿色通道,维护个案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