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政治秩序观的两个维度

霍布斯是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转折式人物.他摆脱了古希腊、中世纪的目的论式的伦理政治观的影响,第一次系统完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理论的阐释.本文以政治秩序为视角,从必要性与价值合理性的两个维度来分析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揭示出霍布斯思想的近代意义.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先秦儒家秩序构建思想中的天

先秦儒家思想的共同目标是结束乱世,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具有安全感和稳定感的社会秩序之中。先秦儒家秩序建构思想的终极依据可以归结为天:秩序本身及其规则来源于天;秩序建构主体的智慧和权力来源于天;秩序建构的核心价值及其崇高性来源于天。以天为秩序建构依据的思想后来为董仲舒所发展,并且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后东亚秩序的转型与中美两国的东亚战略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秩序的转型,东亚秩序也处于缓慢的重塑之中。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是继续巩固并扩大在本地区的存在,为此它延续了冷战时期的联盟战略体系。由于国内经济建设、为缓解自身的崛起对区域内国家带来的压力以及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观念的变化,中国的东亚战略主要包括: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全球主义战略、与区域内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大国战略以及积极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地区主义战略,着眼点集中体现在承认而不是排斥美国在本地区的现实存在,通过开放性区域主义模式塑造东亚未来秩序,推动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外来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两湖平原与华北农村的比较

两湖平原和华北农村的外来混混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华北村庄,外来混混可以轻松进村扰乱秩序,并对村民产生强烈的心理强制;而在两湖平原村庄,外来混混进村危害需要与本土混混结成联盟,否则会遇到强烈抵制,村民并不惧怕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华北村庄内缺乏狠人,而两湖平原村庄内存在狠人,他们主要是本土混混.狠人抵制外来混混是基于"势力范围"的逻辑,其动机是维护既得利益.两湖平原和华北村庄的这种区域差异,有其社会基础,可以从村庄社会性质中获得理解.     

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社会秩序的生成：从分立到耦合

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目标和鲜明标志。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加强对社会秩序生成机理的学理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学术界关于秩序的生成,存在着秩序建构论和演进论二元对立式理解。将秩序的生成置于复杂科学框架下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秩序建构论和演进论分别研究的是外生和内生两种不同秩序的生成机制,二者存在着分立、不分离、不对立的关系,完整的社会秩序是由外生和内生秩序系统耦合而成的。     

实验方法:经济学情境分析的现实展示

经济学方法论旷日持久的争论在经济学假说困境和实践呼声的双重压力下,走向了情境分析,争论的各方从理论上探讨了经济学假说的可能路径,与此同时,实验方法在经济学假说理论检验的有益尝试,也为情境分析提供了现实的诠释和验证。     

社会治理路径创新:信任与合作秩序的视角

信任与合作秩序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从我国的实践看,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双重缺失及其叠加效应导致了合作秩序的脆弱,并导致社会治理的低效。而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关键在于从观念、制度和行动等层面重建信任,扩展合作秩序,创新社会治理路径。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即以社会中间组织为载体重构集体认同,以制度政策的完善提供明确的社会预期,大力发展公共交往体系,从而不断深化信任与合作,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