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战国后期巴蜀经济发展的原因

战国后期 ,巴蜀是秦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秦统一六国建立强盛的秦王朝的斗争中 ,巴蜀经济显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秦政府对巴蜀的改革及都江堰的修建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巴蜀在战国末期经济发展的原因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中国艺博会步入“战国”时代

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热度升温。艺术博览会这个“舶来品”已成为颇具诱惑力的市场。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把艺博会当成一种“软经济”来对待。     

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韩非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他创立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对他的法治思想的介绍,以说明他的思想对于当今我国建设法治国家重要的借鉴作用.     

《战国纵横家书》书牍文学性刍论

《战国纵横家书》是保存书牍最多的先秦古籍。其书牍按功用可分为三类,其文学性各不相同:说谏书牍诡丽而不失质朴,陈情书牍宛曲而不失真率,简报书牍,简截而不失透辟。但就总体而言,朴实明达是其主要特征。这些书牍孕育了后世书牍的文学基素,我们理应重视。     

战国授田制研究综述

土地制度是战国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它直接关系到对其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认识程度 ,因而前辈学者对其用力颇多 ,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 ,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公有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的确立。上个世纪 70年代末 ,刘泽华先生以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为依据 ,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首倡“战国授田制”说 ,这一观点提出后 ,很快得到学者同仁的广泛回应 ,他们纷纷撰文表达看法 ,使这一学说得以进一步充实、完善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冯亭献上党与赵国实为诈降辨

本文通过对诸多史料的辨析认为,战国后期,冯亭献上党与赵国是其暗降秦国的诈降,冯亭的华阳君封号非赵国所封,冯亭后人在长平战后留潞和迁赵反映了冯氏家族在献上党问题上的分裂。     

从《战国子家叙论》看傅斯年对儒者的认识

傅斯年对我国上古历史有其独到的认识 ,他对早期儒者的产生及特点也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儒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 ;通过与诸子的比较研究 ,傅斯年还认定“儒为诸子之前驱 ,亦为诸子之后殿”。虽然他的考察还存在不足之处 ,但对于早期儒学的深入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战国时期：《国语》研究的萌芽——《国语》学史研究之二

战国时期是《国语》研究的萌芽期。《国语》受到了儒家和法家学者的重视。就儒家而言，从《尔雅》《礼记》《荀子》中均能看出《国语》的影响。就法家而言，韩非子和管子学派均从《国语》中吸纳了丰厚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