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抗战时的11字提案

1938年，时值抗日战争初期，正当众多爱国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广大同胞和海外侨胞全力支援祖国抗战之际，在海外的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多次风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主张对日和平妥协。起初，他不信真有其事，因为他与汪精卫过去有过交往，私谊甚好。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路透社电讯公开传出“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才确信汪精卫真的在唱投降论调，汉奸嘴脸已露端倪。     

论战时比例性原则的适用:要素、标准与价值评判

参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首先就战时比例性原则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探讨,附带损害和军事利益是该原则的两大构成要素,适用战时比例性原则的标准可分为理性指挥官标准、演算法标准、个案分析法标准、累积法标准、"针对性杀戮案"中的三条件标准与军事必要性标准等,对于该原则的适用需要结合有关理论和实践,最后通过对相关条款加以阐释的方式,就比例性原则的适用问题进行综合性的价值评判,以求更好地适应于未来实践的具体需要。     

论蜀相诸葛的战时财政经济措施

诸葛亮之于三国乱世中的刘汉政权之财政经济,始终坚持以尚农与工商并举作为广开财源的两翼,且重视财政支出的节流。正因为此,蜀汉虽弱,而“出兵之日……人心不忧”。     

试论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电报局的作用

电报局是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企业,它的创办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电报局创办之初,就鲜明提出以满足军务需要为第一要务。以往学界在论及电报局时,很少关注其在战争中的实际情况。事实上,甲午战争时期,从朝鲜战场到国内战场,中国电报局承担了大量不可或缺的事务,尤其是电报局通过架设随军电报直接参与战斗,为清军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也论胡适使美演讲

1938年至1942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对其使美期间频繁的演讲,时人和学术界褒贬不一.如果对胡适使美演讲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就会发现这是胡适战时“学人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其“学人外交”取得重大成效的保障.这固然是胡适的主动选择,但其中也透露出胡适的诸多无奈.     

独有丹青写史诗：战时语境下的抗战旧体诗词创作

抗战爆发后,不少新文学作家纷纷“勒马回缰作旧诗”,旧体诗词再次勃兴并掀起创作高峰。战时语境下,诗人们用“旧形式”弘扬抗战精神和抒发爱国情怀,将抒情形象的塑造作为旧诗词创作的美学目标,表露出鲜明的时代印痕和主流意识形态。但遗憾的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抗战旧体诗词研究与创作形成巨大反差,其价值意义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毫无疑问,战时语境下的旧体诗词有着重要价值和广泛影响,不应该被排斥于抗战文学之外,应给予足够重视。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抗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现阶段有关抗战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文化本体、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区域战时文化、战时社会思潮与学术、战时文艺、战时教育与文化名人、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等多个方面。回顾这些成果,有助于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     

苏联法对哈尔滨解放区劳动法规的影响——以1948年《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为例

1948年<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颁布的劳动法规,该法规深受1922年<苏俄劳动法典>的影响,是连接苏区、边区和新中国劳动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这部法规首次贯彻了"劳资两利"原则,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尝试,同时也是新中国劳动立法的重要渊源.     

武汉城防战备与保卫大武汉

武汉地方军事当局自“九一八”事变起即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开始了武汉城防战备。根据武汉第一个对日战备计划——1932年制定的《歼灭日人在汉武力计划》,1937年武汉抗战前夕制定的《武汉防空演习工务实施方案》、《武汉警备计划及必要时之处置》（1936年）、《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计划》（1937年）、《武汉行营对于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纲领》（1937年）、《武汉城防作战计划》（1937年）等多个计划的内容及执行情况,分析论述武汉城防工事及周边野战工事的构建,战时交通通信体系,防空体系,城防作战部署的完善等内容。武汉的城防战备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个城市孤立的战备,应把其放在1937年12月开始的武汉抗战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去探讨其本身的规律,去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而扩大武汉抗战历史的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