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首旧题新咏的现代诗谈传统的转化

今日中国诗歌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太广泛而复杂,我想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切入,来谈论这一问题.先来看一组旧题新咏的中国现代诗,分别是戴望舒的<妾薄命>、何其芳的<休洗红>与卞之琳的<妆台>.它们显示了30年代的诗人接通古典传统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的意图是多么强烈,努力也相当成功.     

戴望舒与道家文化

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接近与体贴,戴望舒在他一生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择取西学的路径等方面有鲜明的独异性特征.戴望舒与道家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并内化为潜在心理机制,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他在爱情生活中选择逃避、他的悲天悯人的忧郁气质、他钟情于死亡书写、独特的诗歌写作的运思方式、诗歌经典意象的营造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色.     

戴望舒诗歌的民族化走向

戴望舒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派诗人,他走过了一条西化、进而民族化的道路.文章从戴望舒诗歌意象选择以及相应的音乐性的民族化倾向考察,发现戴望舒追求的艺术形式以及审美意识与西方现代派保持一定距离而坚持民族化,而这正是戴望舒诗歌获得独特韵味而最终走向民族化的原因.     

油纸伞撑起的是一种情怀

“油纸伞,甲路村,花桥西侧万朵云。婺源夜宿潇潇雨,古巷幽深掩石门。高檐下,声如琴,何处过伊人？”这是我在婺源油纸伞的产地甲路村发出的微博,身在其中,有感而发。提起油纸伞,许多人立刻会想起戴望舒的《雨巷》,想起那个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与何其芳诗歌世界的比较——一场从创作同源到分流提供的思考

本文是对戴望舒与何其芳具有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的比较研究,认为他们前期的诗创作都实属同源,但从抗战开始出现了分流：戴望舒经受了被日本侵略者逮捕的炼狱之难后,虽也写下了一些爱国诗篇,却又继续遁入个人哀怨的抒情,有成熟的艺术却缺乏融入群体的时代精神;何其芳走向革命,丢弃了现代主义技巧,写下一批歌颂真理人生的诗,淡化了从自我出发对生活真切的感受,有正确意识却缺乏艺术性。他们的诗歌给后人的启迪是：须从自我切身体验出发,感受时代现实,并适当采用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进行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