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屈原赋注》的文学观点

学术界一般认为,考据学家与文学家治学异途,各有长短,无人能够兼而善之.,事实上,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体现出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视.其<屈原赋注>极力推崇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表现了考据学者的文学评论现点.     

试论王念孙对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贡献

处于"后戴震时代"的王念孙,通过古典语言学的研究,将戴震哲学的"求道"精神转向了一种对古典人文知识的追求,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求真、求是的精神。他在"因音求义"方面的理论贡献和运用这一训诂学理论在古代典籍的校勘、古代汉语语言规律的研究与总结等方面,均取得了度越前人的成就。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王念孙的语言学研究成就促进了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读书要寻根问底

戴震是清朝的一位大学问家。传说他出生的时候,天上突然打雷,震得天地颤抖,父母便以“震”作他的名。 10岁时,戴震才学会说话。当时,别的孩子都把学“四书五经”当成一件痛苦的事,而年少的他却乐在其中,每天都背诵几千字的书,从不间断。     

戴东原儒释道观刍议

在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的清代中叶,戴震（字东原）站在“新理学”的立场上。分析并揭露了宋儒与佛教,道家道教的思想渊源关系,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唯心主义本质,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反理学的进步斗争。     

比类：汉语思维与传统文学批评的过程性特质

比类即古人谈艺论文时常随文取便，援引与文学无涉的领域描述创作鉴赏过程，并用多领域概念展开批评的现象。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或批评方法，更是由汉语造字时的跨类联想所决定的普遍言说方式和致思模式，清代小学家戴震便将“六书”中的比类视为传统比兴批评的基础。因汉语与印欧语中种属明确、层级清晰的表述习惯有本质区别，为了整体把握比类的思维特质，有必要借助“精神科学”对语言与推理逻辑关系的反思，以确认所谓传统文学批评的“零碎散漫”“不成系统”并非缺点，而是更契合于体验过程性的特点，进而强调古文论的研究应回归立足“汉语性”的“总体史”和“过程史”,不再执着于体系建构的“观念史”。     

明清实学思潮的理论创新与本体论特点

从明中晚期到鸦片战争前后的本体论学说主要表现为对宋明道学本体论的批评和对新的本体论形态的探求。犹如西方哲学史中本体论的现当代转化一样 ,思想家们在扬弃“道”、“理”、“心”等僵化的本体过程中 ,力图对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主体”进行界定。他们不把本体当作圆满的先验预设 ,认为道德学首先应该使自身成为知识学。这种本体论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本体思想的近代转化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