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的变迁:1988—2008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自1988年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在正当的法律程序的指引之下,既重视法律文本的完善,又关注法律的实效,以此为借鉴,中国环境法在修改过程中,可以突出以下方面:一是进一步充实立法原则;二是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三是完善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     

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民事纠纷激增的形势而设立了成本低、效率高的小额诉讼程序。现代司法理念和诉讼价值在我国的确立以及当前我国的司法现状迫切要求我国设立小额诉讼程序,并通过立法具体规定其内容。     

刑事诉讼法中"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构想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如何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问题.对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进行法条设计,以供立法机关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考.     

反恐背景下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侦查取证程序的改革进路——基于安全与自由价值关系之间的消长博弈与动态平衡

依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之重要任务。基于安全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恐怖主义犯罪之特点,我国现行侦查程序在调查取证、人身羁押、权利救济以及特别侦查措施等方面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和问题。为强化反恐防恐之力度,强固人权自由之保障,我国应在深刻反思自身问题病灶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国反恐侦查程序成熟经验,遵循国际人权法之要求,构建起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反恐侦查取证程序,实现有效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     

行政赔偿制度缺陷及完善——以归责原则和赔偿程序为切入点

2012年最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在诸多制度构建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关于行政赔偿制度采用的归责原则仍有争议,对行政赔偿程序的规定仍存在不明确处,导致实践中行政赔偿漏洞百出。完善行政赔偿制度,应从以下问题入手:明确行政赔偿法律规定中“违法”的本意,并以过错责任原则替代违法责任原则,修正行政赔偿程序规定,包括行政赔偿程序的启动、行政赔偿决定的效力两个方面。     

民事诉讼行政介入的程序规制研究

规制行政介入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除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体制规制路径,将行政机关意见表达纳入民事诉讼程序是其另一程序规制路径.程序规制具有公正审判权请求权、论辩式民事诉讼对话逻辑、诉权制约行政权、民事审判实质公开的“武器支撑”.“法庭之友”制度对民事诉讼行政介入具有程序规制作用,中国行政机关可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民事诉讼、进行意见表达.行政机关担当“法庭之友”不会损害独立审判,相反有利于司法公正公开.行政机关担当“法庭之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限,是新型诉讼参与人,应明确其诉讼权利义务,构建行政机关作为“法庭之友”参诉的具体程序.     

刑事审级制度的现实挑战与应对转型——基于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思考

中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这种审级制度设置源于法律移植、历史传统、地缘环境以及认知理念等因素的考量。但是当下正在积极推行试点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强烈冲击了司法裁判生效过程的一元化特征,并对各级刑事审判机关的职能划分提出了挑战,进而影响刑事审级制度的设置。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司法改革的推进,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设置应当进行调整,实现司法裁判生效过程的多元化,并重塑各级刑事审判机关的职能划分。     

政府性基金征收的正当程序研究 ——基于民航发展基金的个案分析

政府性基金的设立,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投上发挥了政策性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市场经济模式的完善,作为时代产物的政府性基金,其合法性、合理性与透明度均存在着质疑。选择以民航发展基金为个案,对民航发展基金的由来与发展、征收的使用和制度规范以及设立程序进行阐述与分析不难发现,民航发展基金在前置程序、立法程序、征收标准法律依据、实施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正当法律程序的偏差,致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政府性基金的设立,应该在前置程序、程序立法、实施程序、纠纷解决正当程序诸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     

论民事立案登记制审查中的“形式”与“实质”

在近一年实践过程中,我国的立案登记制已略显成效,但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在立案登记制度是否需要审查,其为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如何明确立案登记中形式审查的审查标准和范围,如何保持好立案登记形式审查程序与后续的审判与调解程序之间的零缝隙衔接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只有这样,立案登记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理论来源于实践并积极作用于实践的良性诉讼循环。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个文化机制的分析

经济升级的本质,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从建立在物质容量基础上,转变为建立在文化容量基础上。经济升级必须有文化升级的配合。建立在物质容量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建立在文化容量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赋予经济行动和政策以正当性的文化机制:目标合法性机制和程序合法性机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与目标合法性机制相关联,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与程序合法性机制相关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经济增长模式要从以物质容量为基础转变为以文化容量为基础,那么,经济行动的合法性机制必须实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