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思考——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条件差,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内生发展动力弱,贫困人口占比高,脱贫难度大等问题。按照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其贫困落后的现状是由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区位环境、自然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等综合因素交织形成的,在如何实现凉山精准扶贫的问题上,需要充分考虑其扶贫攻坚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并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实践中聚焦问题,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提供建议对策。     

日本农险扶贫的政策机制与成功经验

日本农险扶贫政策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对日本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业进步、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以"农业共济社组合—农业共济社组合联合会—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为主的组织结构、以丰富种类、科学费率与灾损统计著称的内容体系以及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使得日本农险扶贫效应显著。我国的农险扶贫制度设计应充分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着眼于对组织结构、内容体系、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改进,最终发挥出农险扶贫制度的经济效应。     

基于CiteSpace的精准扶贫研究 文献计量学分析

本文以2014年至2017年CSSCI数据库中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为样本数据,通过文献计量学结合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从文献量、发文作者、研究机构、共被引、关键词聚类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对精准扶贫的研究现状、知识基础、研究前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研究总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研究成果显著,但共被引文献的聚类特征不够明显,研究专注度有待提高。精准扶贫的内涵在不断扩充和延伸,其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方面。对于实现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金融、旅游等行业的精准扶贫,基于不同方法对精准扶贫的效应评价差异较大。此外,大数据、信息化与精准扶贫的耦合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农业高校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探究——基于四所农业高校的案例

高校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生力军,在长期的定点扶贫中,探索出了卓有成效的扶贫模式。通过对第一批参与定点扶贫44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扶贫报告进行文本分析,从教育、产业、人才、医疗四个方面概括了高校扶贫工作的主要做法,进而对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四所有代表性的农业高校的扶贫模式进行案例分析,剖析农业高校精准扶贫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提出了推进农业高校精准扶贫模式创新的路径：更新扶贫理念,着力建立长效扶贫机制;聚焦产业扶贫,着力建设农业综合体系;深化校企合作,着力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注重精神扶贫,着力培育乡村文化共同体。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县域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湖北省Z县典型调查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由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子系统构成。"两项制度衔接"政策的出台,使得精准扶贫已经日益机制化。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四个环节中"脱靶"的现象非常突出,并衍生出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精准识别"脱靶";精准帮扶"失准";精准管理"粗放";精准考核"片面";精准扶贫"畸轻畸重"。针对上述问题,立足实践,提出对策:(1)"聚焦"识别;(2)把脉意愿,"靶向"帮扶;(3)强基固本,动态化管理;(4)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5)精准帮扶更加注重公平。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扶溪花生帮贫困户脱贫

"我家的花生丰收啦,今年的一亩地产出有500斤花生,花生榨了油152斤。仅此一项,家里增收3000多元!"日前,仁化县扶溪镇古夏村贫困户谭小英高兴地告诉笔者。贫困户谭小英获得增收是扶溪镇实施花生产业扶贫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