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

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当前世界各国国际私法面临的难题之一。因一国法院的诉讼行为是该国司法权的体现，又因各国有关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定千差万别，致使一国作出的判决，往往很难在国外得到承认与执行。而我国有关司法协助的法律尚欠完善，给我国国际司法交往带来很大困难，为此，相关的国际私法立法已是迫在眉睫。     

刑事承认的生成逻辑、结构诠释和解释路径

刑事承认中的权利处分理念存在三重逻辑：在政治逻辑上是对党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历史逻辑上是对中国“无讼”“和谐”等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在理论逻辑上是对权利之可选择性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落实。受本土文化和新时代司法公正观的影响，刑事承认的内核为“推定刑事承认为真实”,呈现出“窄入口”“强效力”和“窄出口”结构。该结构决定了刑事承认的进入机制较为严格：在程序要件上受承认能力、意思表示和承认场域的约束；在实体要件上以存在事实基础和其他证据为内容。刑事承认的“强效力”表现为推进诉讼证明进程，并由此催生提高诉讼效率及减少审前羁押之衍生效力。此外，刑事承认的退出机制受到严格限制，仅包括以“意思表示不自由”为中心的撤销机制和以“尊重客观事实”“合理处分”为中心的推翻机制。     

社会承认理论的现实性初探——读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

本文试图通过对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认真解读，梳理社会承认理论的历史及其其中的历史观，发掘其理论意图，揭示其理论和现实困境，进而说明社会承认理论确立的独特的社会历史观，虽然无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做出全面的解析和预期，但是对于解释公众社会或“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却具有重要意义，能对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驾齐驱的“社会”建设产生重要启迪。     

美国“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在中国的表现

“不承认主义”是美国数次对外使用的一项外交政策。它使用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际争端的态度 ;二是对他国政府的承认问题。通过考察美国“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的在华表现 ,笔者认为 :一、美国“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在华的首次使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二、“史汀生主义”不等同于“不承认主义” ,而只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 ,增援了国际法新的内容的一次使用 ;三、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出于自己利益 ,而不是以美国学者标榜的标准 :即考察一政府是否是通过宪法途径夺取政权为出发点。     

究竟是"承认"还是"认识到"?--就中美上海公报中的一个史实问题答罗志田先生

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的大作《学者立言宜谨慎———也说中美外交中的“承认”与“认识到”》 ,不同意笔者《是“承认”还是“认识到” ?———评人教社历史教材对外交原则问题的歪曲》一文的观点。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的措词 ,只要加以简单的对比 ,不难看出其中的变化 ;中美上海公报中 ,用的是“美国认识到……” ,而中美建交公报中文文本中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就是说 ,中文文本是从“认识到”到“承认”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而不是像罗先生所理解的从“承认”到“承认” ,没有变化。     

论WTO规则调整的产品标准和技术法规问题

WTO成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技术法规水平;非歧视地制定和实施标准、技术法规.而克服中国产品出口面临的外国标准方面的贸易障碍,一个重要途径是努力达成与贸易伙伴国的相互承认合格评定结果的协议.     

道德重建与普世价值论纲

本文从"轴心时代"的文化突破说起,强调了文化、历史的差异和多样一直就是对哲学意识中所追求的整体性、普遍性所发起的挑战;再回到黑格尔的"伟大合题",讨论如何认识我们的时代及普世伦理的问题,在道德的理论性资源相对匮乏的基础上讨论了重建的可能.     

默顿学派科学奖励思想评析

1957年,“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首先发现了科学运行中有特色的能源———奖励,并由此成为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核心,与科学规范一起完整的表达了默顿范式。此后的大量经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科学奖励的本质———承认和科学奖励中荣誉分配不公的现象———马太效应。但因其理解的科学规范过于简单化,同时,又忽视科学奖励中的经济功能,默顿学派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因此重新评价默顿学派的科学奖励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试论医疗事务的无因管理

医疗事务的无因管理是医师自愿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一种法律事实。成立医疗事务无因管理应具备三个要件 ,即管理他人医疗上的事务、没有约定或法定的义务、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在医疗事务无因管理关系中 ,医师或医院应履行适当管理义务、通知义务和继续管理义务 ,患者应履行偿还费用义务、清偿债务义务和赔偿损害义务。经患者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亲属或关系人对医疗事务无因管理的承认 ,医疗关系回复到契约关系     

相互承认的表达: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大众传媒功能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有效工具,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在转型期中国,随着大众传媒治理结构的变化和技术发展,大众传媒成为政策系统中各种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平台,承担了实现政策辩论、优化公共政策的责任,是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变量.公共平台作用的良性发挥,取决于"相互承认的表达"规则的确立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