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伪满洲国的不承认主义及经济关系探究(1932-194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紧接着日本在1932年又一手炮制了伪满州国傀儡政权,妄图为其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举动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尤其是遭到了一向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的反对。作为对日本侵略政策的回应,美国抛出了“史汀生主义”,对九一八事变后造成的中国东北形势,尤其是伪满洲国不予承认。值得探究的是,虽然美国一直都没有承认伪满洲国,但是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也没有作出实际行动来加以制止,相反,为了更好地执行“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与满洲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     

略论邓小平的错误观

在邓小平的视野中，一方面错误是客观存在着的，人难免犯错误，我们不应惧怕犯错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对待之；另一方面，承认错误难免并非要任错误扩大和泛滥，我们应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要及时改正，善于从错误中学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实践邓小平正确对待错误的思想和敢于“试错”的精神，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再论汉语修辞学的显科学化

修辞学史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资料归档式的研究范式,有必要从科学演化一般形态角度考察学科发展史、建立学科的“潜一显”演进观.汉语修辞学的显科学化可从两方面论证:(1)学科内部;修辞学理论形态自身发育符合规律,趋于成熟;(2)外部环境:社会承认度达到一定水平.《修辞学发凡》的问世标志着具有显科学意义的汉语修辞学的诞生,此后学科研究的繁荣,由于在理论核心构件上并未有革命性变化,只能看作是加强了汉语修辞学的显科学化.     

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以高玉柱的事迹为主线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向政府请愿的一个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新中国的民族承认政治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仅仅是国家权威的产物,亦非仅仅是仿照前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结果,而是这个国家与自辛亥革命以来涌现的少数民族承认诉求之间达成的一种协商结果。中国少数民族并非仅仅是消极的被构建者,他们具有能动性,会应对新的情势来构建新的自我。     

承认政治视域下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探讨

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的能力,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教育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被"差别对待",这种"差别对待"不仅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能力,还能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捍卫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补偿少数民族在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是一种实质平等,可通过配额制来进一步完善。     

尊严三题:概念、历史和现实

从概念上看,尊严既是一种内在价值,也依赖于社会承认。从历史上看,尊严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经历了情感基础上的尊严、理性基础上的尊严、被社会认可的尊严的演变过程。从现实来看,有尊严的存在需要消灭妨碍尊严生活的贫困,超越既得利益,捍卫社会正义,树立主体自我意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事务治理的“德治与法治”——基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视角

承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霍耐特道德哲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在主体间建构了"爱、法律和团结"的承认模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模式。用此理论审视当下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存在着情感关怀不足、法治建设不完善及社会尊重不足等问题。要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需以承认为先、德法互济、协同共治,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情感关怀,完善法律制度、推进治理法治化,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尊重。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实现的困境及破解--基于女性个体发展视角的分析

女性的生育行为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落脚点,然而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对当前女性生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独生子女时代形塑的生育价值观念、工业经济催生的工具主义生育理性,有效地抵消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更重视个体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强化,而与家庭的关系趋于弱化,然而生育行为易导致其个人发展陷入困境。由此,生育政策调整若要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补偿女性因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损失,从社会政策体系方面构建有利于女性生育的环境,否则只是单纯地放宽生育子女数量和适度延长产假,无法激励女性生育,更无法改变女性生育于自身个体发展方面的不利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