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字破案

从前,有个人住客栈,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五十两银子不见了。那天晚上,没有别的客人和他住在一起,因此他怀疑是店老板偷的。于是,到县衙门告了店老板的状。店老板认为一无证人,二无赃物,绝不承认。县官很有办案经验,从店老板的谈吐及神色中,已基本确定这银子是他偷的。但因没     

走向相互承认的法权——论费希特的自由概念及其基础上的法权演绎学说

在德国古典法哲学发展史上,费希特最早明确地提出了法权演绎的学说。他基于知识学的立场,在《自然法权基础》中明确地对相互承认学说进行哲学的演绎和证明,论证了个体想要获得自由,必须是建立在对于自身之外的他者的承认基础上。并且,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于权利的哲学证明,即,如果不能够承认自身之外他者的存在,就无法进入到法权关系之中。这种基于相互承认的法权演绎学说,不仅揭示了自由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笔下的社会结构,突破了从个体角度界定自由的尝试,而且也将这种社会结构或者共同体结构纳入到了权利概念的内部。但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费希特并没有完成这一相互承认的权利学说的构造,相互承认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这导致了柏林时期费希特基于神圣理念对于相互承认学说的改造,产生了有关基督教共同体的学说,并最终导致法权演绎学说的消逝。但从总体来看,费希特提出的相互承认及其基础上的法权演绎学说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共产主义学说提供了哲学上的出发点,从而使相互承认及其基础上的法权学说具有了时代的生命力,并由此也为现代权利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加拿大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1949年11月16日,加拿大内阁作出决定:在原则上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到加政府最终于1970年10月实施这个决定、与中国建交时,时光已经过去了二十一个年头.那么,加拿大方面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只决定不作为的原因何在呢?首先,加政府在外交上受美英两国和北约的影响很大,独立行动的空间和能力有限.其次,加拿大在中国的利益有限,与中国的关系无法置于其外交事务的优先位置之上.第三,加拿大在其全球战略层面上既不重视远东地区,也不愿意在这个地区采取主动行动,以免承担额外的责任.第四,加拿大的传统观念和政府文化是以北美为本,重视欧洲,忽视亚洲.第五,加拿大在承认新中国和建交问题上优柔寡断,错过承认和建交的最佳时机.而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终于使加拿大与中国建交的最佳时机在顷刻间不复存在.     

坚持党性原则 做好财政工作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世是惟独公开承认党性的政党，宣布党性的客观存在本身就与一切政党划清了界限，公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优势所在．并成为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党性是决定世界观、     

内地与澳门、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安排的比较及评析

内地与澳门、香港分别达成的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两个安排，是中国区际私法领域的重大成就。两个安排在适用范围、相互认可和执行的条件、程序以及草拟草案时依据的参照模式等方面有所不同。目前采取的安排模式是内地与特区的一大创造，是在“一国两制”下内地与特区司法运作的新模式。     

“小巴黎”布鲁塞尔

比利时位于欧洲西部。进入比利时好像进入一个绿色世界,这里不是草坪便是茂密的森林。比利时的森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20%,是世界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比利时1830年10月宣布独立,1839年得到所有欧洲国家承认,是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外贸是比利时的经济命脉,比利时因此成为世界第十大进出口国。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

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国会和舆论的压力,而在于那个时期由反共主义和中美关系神话构成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正是这一意识形态使杜鲁门政府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新中国,对新中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和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敌意。艾奇逊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根本没有考虑承认新中国,他并非过去学者所认为的灵活的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失去的机会”说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逻辑之上的。     

内地和香港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执行的最新发展

2006年7月,内地和香港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内地的审判监督制度,并将内地所有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权的法院的判决纳入进来,具有突破意义。但是,它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地民商事判决流通的合作,我们应该赋予互惠原则新的涵义并完善内地的审判监督制度。同时,香港也应该逐渐建立对内地的司法信任。     

重构法律的道德内涵——霍耐特"承认理论"视野中的法律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力图在主体间性理论的基础上重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学说.在这一理论视野中,霍耐特试图重新为法律奠定一个道德的基础,把法律视为承认运动的环节之一,从而超出了近代以来的自然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