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符号理论的建国后汉字简化研究

建国后两次汉字简化改革使以象物象形为源头的汉字抽象程度再度提升,符号化性质更加突出。汉字符号不仅在创建初期显现任意性与约定性之间的特定关系,而任意性与约定性制约简化规则、简化符形,凸现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在寻求符号与客观世界的相似性上,汉字简化对已经完善的相似性做出割裂式改革,突破原有相似性陈规,寻求新旧符号的相似性,在旧有认知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认知体系和方式。     

习近平“三学一体”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发展体系重要论述的理论释义

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之一,这一重要论述准确框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育才的全新格局,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指向明确,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行动指南.“三学一体”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发展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力军和育人育才的主阵地,必须将构筑“三学一体”综合发展体系作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的有力抓手,坚持“以学生为根本和中心”“以学术为基础”“以学科为支撑”,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把学科建设与育人育才两个目标相统一,基于学术创新能力提高育人育才质量.从理论前提上,明确体系中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影响与关联,在实践探索中找到构建综合发展体系的主要思路和基本原则,进而更好地实现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育才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中国单身女性的困境: 多元交叉的社会压力和歧视

随着中国单身人口比例的上升,单身人群特别是单身女性群体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目前国内对单身女性的研究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来探讨单身未婚女性的身心和生活状态,缺乏系统的理论观照,且访谈样本又大都局限于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单身未婚女性,因而限制了研究成果的代表性。从交叉性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单身女性面临的宏观(儒家文化和人口调控压力)、中观(媒体的形象控制和代际压力)和微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和单身歧视)的多元交叉压力和歧视,厘清目前单身女性所受到的压力和歧视,从不同阶层单身女性的需求出发,才能为她们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并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单身人口比例上升的问题,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并购情境下领导群体原型典型性与下属上向信任的关系——组织身份凸显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社会身份理论,在并购情境下,领导的群体原型典型性作为领导群体身份特征的表征,对内群体下属的上向信任存在正向预测作用,即高群体原型典型性的领导更容易获得下属的上向信任。而领导的组织身份凸显性作为领导组织身份特征的表征,负向调节领导的群体原型典型性与上向信任之间的关系。     

国家义务构造论的功能主义建构

国家义务是保障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工具。确定国家义务内容主要诉诸基本权利功能、人权保障和规范主义3种路径。但以上路径过于强调国家义务内容的组成,从而带来理论层级设计混乱、语词选择不一、内部逻辑不明、理论功能不完善、整体性建构缺失等弊端。欲解决以上诸问题,层级化、递进式的国家义务构造理论为可行方案。其中,自由权向社会权的转向决定其实质内容,需求层次理论形塑内部层级结构,而融贯体系化和系统构造论则提供外部理论支持。功能主义系统论和内容理论的积淀最终建构了以尊重、保护和给付为基本要素的“二元三层次多位阶”的国家义务构造论。     

企业用户云服务技术选择行为

如何选择最佳云服务方案,是企业决定采纳云服务之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决策。为了解决云服务技术选择问题,从业务流程的视角出发,以模块化系统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流程模块化、IT可拆解性及安全风险如何影响云服务技术选择的研究模型。采用问卷调查和计量经济学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程模块化和IT可拆解性对云服务技术选择的抽象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流程模块化程度IT可拆解性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抽象程度高的云服务,如软件即服务SaaS;而流程模块化程度和IT可拆解性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抽象程度低的云服务,如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同时,安全风险会正向调节流程模块化和IT可拆解性对云服务技术选择的抽象程度的影响。     

技术发明的组合模式探析——兼论大飞机C919属于中国创新

任何一项发明都是已有的技术原理、技术部件、技术功能和技术模块的组合。发明通常是发明人在各类需要的刺激下,借助已有的技术原理在头脑中形成一个能满足需求的心理模型,然后再选择恰当的技术部件将心理模型表达出来而成为真实的发明。借助发明的组合模式和创新的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国产大飞机C919毫无疑问是属于中国创新。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进逻辑及当代意蕴

新时代“共同体”已然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共同体意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作出的全新政治方略,既印证了现实呼吁,又体现了历史趋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经历了多次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支撑、以共享发展理念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路径并且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目标。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之下,发展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十分紧迫。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创立生态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的全球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衰竭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提出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