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璜》:作为叙述者干预的抒情插笔

<堂璜>作为抒情叙事长诗,既在整体上具有故事事件与发展的统一系统,又穿插着大量与故事若即若离,甚或完全游离于故事之外的抒情、讽刺、评论等诗句,即所谓抒情插笔.这些抒情插笔以叙述者干预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既包括对文本的干预,也有对故事的干预.这些叙述者干预丰富多彩,独具特色,成为长诗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中的叙述者有时融合了抒情主人公与故事讲述人这二重角色,使其中的叙述者干预显示出这两方面的意义,并使叙述者干预所具有的观念形态色彩更为强烈而明确地表现出来.     

焦虑感与卡夫卡笔下的女性形象

在卡夫卡研究中,女性形象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受到忽视或者扭曲.从存在论角度观照,女性形象的地位处于主人公与他追求的目标之间的中介地位.主人公在追寻本真的存在时,一般须经历孤独感、焦虑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几个层面的情感层次.女性形象是主人公焦虑感的情感投射.经由女性的指印,主人公在对虚无的认知方面,在对存在的体悟方面,都受到了启示.     

为中外名流治印的篆刻书法家王玉书

北京景山南街,绿树如荫,古老的护城河水静静地流淌,河水环抱处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见证——红墙黄瓦的故宫。走进故宫,沿城墙向西,有一个小院,这里是故宫博物院内设的研究机构。本文的主人公,故宫博物院书法家、篆刻家王玉书先生的办公室就在这个小院中。     

论李清照词的抒情艺术

李清照词的抒情艺术主要表现为:自出机杼,词句清新优美;语言浅俗,形象鲜明生动;词音律和谐婉畅;心理描写富有戏剧性;善用白描手法和移情作用。     

孙犁的战时浪漫主义写作美学

唯美的抒情风格、优美的意境、口语化的语言构成了孙梨早期作品的写作特征,而孙犁早期创作又是个体经验写作与政治抒情写作的糅和,且在政治抒情写作大背景下实现了个体写作。     

论《咏怀诗》的抒情化倾向

阮籍对情感极为重视。他将《咏怀诗》作为他复杂感情的载体。阮籍但求抒发情怀,无论是指斥世人,还是高歌遁世,都是情郁结于中,喷薄而出。这使《咏怀诗》对五言诗的情感范围有所拓展。这一组诗中的情感不仅浓烈、执著、厚重,而且寄托“遥深”。与此相适应,《咏怀诗》的结构模式、语言风格、修辞手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在阮籍手中完全改变了五言诗的民歌性质。     

世上还有更好的爱

当你想一个人的时候,比需要他的时候多,你才是真正爱他。他出生在一个贫瘠的小山村,没念几年书就被父母送到了马戏团,靠危险的杂技表演养活自己。从开始的骑独轮车顶碗,到后来的吞剑吐火,再到后来的车轮碾身,他     

四言诗与雅乐的离合——从诗乐分离的角度考察四言诗衰落的原因

晋代以后,四言诗最终归于沉寂,究其原因,有上古至中古语言变迁、情感表达方式转换的冲击,但诗与乐的逐渐分离应该是导致其盛衰升降的根本原因.四言诗产生之初原本与雅乐共存.春秋以来,雅乐逐渐为俗乐所代替,而俗乐在格调节奏上跟四言诗很难相和.一旦失去了音乐,四言在节奏、韵律上的单调就显露出来;而语言变迁、抒情方式的转换更进一步把四言诗的窘迫显现出来,扩大了四言诗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从而最终导致四言诗衰落.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