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书写

壮族口述作品所塑造的壮族形象概括起来大致有6种,它们都属于正面的形象,是壮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以一种个性化的方式塑造出来的.     

屈辱的印记,扭曲的形象--对Jonh Chinaman的文化解读与反思

2004年3月,美国某主流媒体主持人斯蒂夫·科尔(Steve Kerr)因为把姚明叫做"支那人(Chinaman)"而不得不道歉.从历史文化分析,"Chinaman"一词代表了华人在海外谋生的屈辱印记,是一种扭曲的文化他者形象.本文梳理了与"Chinaman"有关的文化建构,分析了这种建构的理由,并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     

王蒙小说中的回族形象描写

王蒙有两部小说作品描写了回族人物,一部为系列小说《在伊犁》中的短篇小说《好汉子依斯麻尔》,另一部为“季节系列”中的长篇《恋爱的季节》。当我们将关注的范围缩小到他小说中的回族人物形象描写时,便可以看出,他对回族的描写不是孤立的、静态的,而是放置在中国当代历史的大背景下,描写了他们与时代、社会变迁相联系着的命运际遇。     

职场排斥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情绪ABC理论,通过3个阶段的669个样本数据,探究了具有不同特质(合作导向/竞争导向)的员工在遭遇职场排斥后的不同反应。研究结果表明,高合作导向的员工在遭遇职场排斥后容易产生较高预期形象风险,进而降低其创新绩效;高竞争导向的员工在遭遇职场排斥后却会产生较高的预期形象收益,进而提升其创新绩效。     

话语、国家形象与对外宣传:以“中国崛起”话语为例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在世界上备受瞩目。关于中国的话语无所不在。但是,国外的"中国话语"经常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本文以"中国崛起"话语为例,以选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学界、媒体的文本为分析对象,对国外的"中国话语"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国外关于"中国崛起"的话语与中国的"中国崛起"话语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也体现出关于中国话语的一些共性问题。基于这些话语差异和共性问题,本研究提出了改善国外"中国话语",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建议。论文也为整体提升国外的"中国话语"提供了启示。     

中国大学生对墨西哥形象的认知与评价

调查中国大学生对墨西哥国民性格、经济、社会问题等墨西哥形象认知,从而了解中国大学生心目中的墨西哥形象.结果显示:多数中国大学生认为墨西哥人热情、干净、直率、可信赖,对墨西哥经济评价较好,对墨西哥社会评价较为客观.总体来说,中国大学生对墨西哥较为了解,评价较好.     

在战争的雨雪中重构故乡——《己卯年雨雪》的一种解读

与《诗经》的战争书写类似,熊育群的抗战小说《己卯年雨雪》借抒写战争的伤痛召唤故乡精魂的归来。但小说中的故乡不再是《诗经》里托物起兴的实情实景,而是带有幻觉性质的建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象征之物。在现代性语境里,作家通过打捞历史遗骸、重建文化记忆的方式寻回故乡,其叙述行为也成为了民族招魂术的一部分。但熊育群在回归传统和保持普世意识间找到了平衡点,避免了陷入文化保守主义之圈,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林语堂与西方“北京形象”话语的互动

自13世纪以来,西方“北京形象”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不断变迁。林语堂笔下的“北京形象”打破了西方“北京形象”话语霸权,解构了神秘的或带有恶意的“北京形象”。《京华烟云》描摹了北京的历史大事、精神气质、风景名胜、文化观念以及民俗生活,塑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动人的北平”形象。在《京华烟云》的基础上,《辉煌的北京》进一步展现了北京古老的辉煌、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及其精美的艺术,展现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北京形象。     

中俄犯罪小说“次恶”形象研究——以《太阳黑子》和《罪与罚》为例

长久以来,不论是读者接受还是学者研究,人们作为文本接受者关注的焦点总是小说中的主角,而往往忽略了次要人物的形象与特质。在犯罪小说中这种现象尤为显著,主人公紧张的作案过程及心理活动,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接受者的心绪,以至于几乎完全遮盖了"次恶"形象的气质与光芒。作为中俄犯罪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太阳黑子》和《罪与罚》在成功塑造了犯罪主人公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将"次恶"形象的独特气质与生存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作为城市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对社会、城市清醒的认知,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阴暗面,回望自己犯下的过往罪恶时所表现出的挣扎与彷徨、忏悔与赎罪,同样意义非凡,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刘邦胜项羽之舆论因素分析

舆论对于战争具有重要影响,刘邦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深谙此道,注重引导和控制舆论走向。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够取得最终胜利,与其善于利用舆论战术有着密切关系。起事之初,刘邦利用迷信,神化出身,通过发挥舆论传播的影响力,构建其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吸引众人追随。起事之后,借舆论宣传之力,树立其"宽大长者"、"仁慈爱民"的光辉政治形象,实现收揽民心之目的。对峙之时,从道德层面声讨项羽,使之成为众矢之的,达到控制舆论之目的,并为发动战争寻求舆论依据。决战之际,刘邦再造舆论,瓦解项羽军心,挫敌锋芒,最终取得胜利。与之相对,项羽则轻信谣言,不辨真假,猜忌臣下,人才流失,民心丧失,舆论倒向刘邦,终致失败自杀。因此,赢得战争,不仅需要雄厚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更需要舆论宣传中的精神征服,对舆论的成功运用是刘邦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