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的新视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方法确立了村落作为一个多重属性的社区空间所具有的独立性与特殊性。文化遗产及相关概念本身贯穿着"空间"的属性,传统村落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新型遗产,更无法回避空间问题。文章运用人类学的空间理论进行研究,有助于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实践打破窠臼,构建保护新模式。只有视传统村落为动态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空间化保护实践,才能体现村落真正的空间意义,让文化遗产扎根于村落社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政府主导型抢救模式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个民族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实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国家主导型抢救模式是应用广泛、效果突出的一种保护模式。本文将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公共品性质入手,探讨国家抢救模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要运作方式及其利弊得失。     

忆祖父抗战继承爱国家风

我的爷爷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这是我们一家人的骄傲。记得小时候，亲友相见常常提起那段往事。     

留住根脉——对非遗传承人抢救性保护工作的探析

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者,在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延续、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活态传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文化生存土壤日益改变,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随着传承人年老,面临消亡危机。因此,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对非遗传承人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应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104岁老父亲为什么长寿

1917年,我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已经104岁了。他是个平凡的老人,头脑清楚,能用助步器在屋里活动,尚且没有病痛的折磨,但听力差,两天喝一次通便茶。父亲是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黄埔抗战老兵,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多次接受过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记者说,在被采访的抗战老兵中,我父亲的思维是最好的。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文化遗产数字化与互动性推广模式——基于新媒介载体的文化产业开发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仅可以有效保护与传承文化,还可以与新媒介结合进行互动式推广。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媒介推广文化的模式有:富媒体虚拟场景展示、IGA软性推广、虚拟真实互动等。通过这些方式可实现新媒介与文化遗产推广推介的结合、虚拟场景与真实景观的结合、线上互动与线下互动的结合。通过互动性推广,辐射大众、涵盖小众,并影响多目标人群的参与与关注。     

指尖舞动出银色奇迹—苗族银饰锻制技艺

<正>遗产发现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银饰是苗族人世代的伴侣,很多苗民以银为美,以银为富。逢年过节、婚娶大事、赶集待客,苗族人都会盛装出场,戴满银饰,环佩叮当,自成一景。当然,钟爱银饰并擅于制作银饰的,并非只有苗族人,很多侗族人、彝族人等也十分喜爱穿戴银饰,他们中也不乏锻制银饰的能工巧匠。     

杨樾小传

杨樾,又名杨越,笔名方生、杨浩泉、于燕郊等,1918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潮安。早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在《反侵略》周刊发表短篇小说《太平洋之战》,抗战结束后,1945-1946年在汕头创办《建国日报》,任总编辑兼文艺副刊《国风》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文化生态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体现土家族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同时受审美性理念的规约,更加彰显土家族的审美精神与审美价值。就目前来看,对于后者之研究仍缺乏关注。因此,笔者尝试从自然与文化的审美性关联对此做学理性思考,认为土家族民众主体认知与自然环境体悟对象皆以生命为美体现审美关系;双重的生计方式必然遵循自然美的原则;土家族社会发展和汉族、苗族的文化交融,对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文化生态形成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