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竖是水、痴颠为谁?——我看莫怀戚小说《白沙码头》

莫怀戚的<白沙码头>通过码头表现重庆的生活脉动,为其戏剧化叙述铺设好一个恰当的背景,但理性和智慧的不足使其未能探寻出城市的底蕴.传奇性叙述方法虽适合于表现码头生活,却未能达到自生形式意识的自觉,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重复.风俗描写是小说的一个亮点,却仅仅处于一个留恋与惜别的层次.     

成都的“清明上河图”——从薛田《成都书事百韵》看北宋成都的繁盛

北宋薛田,主要活动于真宗、仁宗朝,曾任益州转运使,后继任蜀守。除了创设官营"交子务"外,其在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就是留下了表现宋初成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史诗"——《成都书事百韵》。此诗犹如宋初成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以雄健的笔力、巨大的篇幅、一韵到底的排律体制、充沛的情感以及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力,勾勒出当时成都自然山水、园林果木、游乐休闲、艺文乐舞、历史文化以及民情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视为彼时成都的《清明上河图》,是对当时成都高度繁盛的生动写照。     

徐霞客《浙游日记》所涉的民情风俗

融地理学与文学于一书的《徐霞客游记》,向来被看作是一部奇人写的奇书.徐氏七次游浙,浙江是他涉足次数最多的省份.明崇祯九年(1636)他第七次游浙,写下了著名的《浙游日记》,这篇游记成为他整个游记中的重要篇章.《浙游日记》中对地方性的民情风俗多有所涉,在行文的三言两语中,涵义深刻,语言简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我们对它作注、作释、作解,有助于对其整个游记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今天的旅游开发.     

《风俗通义》与东汉礼制之反思——以《愆礼》《过誉》中所载事例为基础

应劭在《风俗通义》之《愆礼》《过誉》两卷中以17个事例刻画了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在践行礼制规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包括服丧违礼、扭曲亲情、因私废公、恃才蔑礼四类,主要表现在政治关系与伦理关系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些事例的考察,不难发现东汉后期礼制的混乱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实与汉代一贯重视儒家经典并将之与仕途晋升相关联的政策导向有密切关系。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西汉社会风俗对抑商政策所起的作用

抑商政策作为西汉王朝的一项重要国策,其施行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民风民俗的影响。风俗可以积极地反映民间意识、大众生活的情况等,而其对于民众思想、士人意识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的反馈作用又都与政治统治的安稳息息相关,故其走向、变化也多为治国者所重视。而抑商政策作为西汉王朝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它的实行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当时风俗潜移默化的影响。     

汉族丧葬习俗形式与传统文化联系的调查——以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为例

丧葬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文明史中的一部分,它涵盖了儒家,道家,佛家三大教派的思想理念,是每个家庭必须经历的过程,更是对各地风俗习惯的体现,但随着时代变迁,由于过于繁琐,丧葬形式日益简化,懂得丧葬习俗的人越来越少,丧葬习俗面临着消失殆尽的境遇,这是中华文化的一项重大损失。     

鄂尔多斯民歌与地区婚恋风俗

民歌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一个地区普通民众思想、感情、信仰等内在思维内容以及社会变化、地方风俗等外在现实情况的重要载体.鄂尔多斯民歌种类丰富、数量较多,更重要的是它的传承保护做得很好,传统曲目、反映地方风情的曲目在民间广受喜爱、充满活力,所以通过考查鄂尔多斯民歌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清末以至于近代以来地区婚恋风俗中的一些显著特征.     

多重饮食叙事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甘肃临夏州打平伙风俗为例

打平伙是流行于我国广大民间的一种饮食文化,其不仅是劳动人民生存智慧的结晶,也是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文化要素。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打平伙风俗蕴含着与区域内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叙事、满足身体营养和邻里交往交流需求的功能叙事、传承饮食文化带动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国家叙事。新时代,应充分挖掘打平伙风俗内含的文化价值,发挥其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     

桑吉卓玛的婚礼

我受四川阿坝藏族姑娘桑吉卓玛的邀请驱车千里,经甘南草原、诺尔盖草原、穿越海拔4457米的鹧鸪山,来到地处横断山脉北部嘉绒藏族聚居的阿坝地区,理县杂谷脑镇克增嘉绒藏寨桑吉卓玛的家参加婚礼,体验了这里特殊的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