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生活”看晚明风俗变迁——以山西洪洞县为例

晚明山西洪洞县的风俗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察,在衣食住行的消费生活、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人际关系的交往、生命礼仪上均有体现。生活变化的特点,一是经济消费的奢靡,二是社会身份的模糊混淆。地方官借助乡约移风易俗,地方绅士与宗族积极配合,宗族乡约化,制定规范约束族人,族人的生活被礼仪化。明代社会发生着转型,洪洞日常生活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晚明的洪洞,形成了经商的传统,属于农商社会。洪洞的日常生活,还受到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基于考古资料的汉代相关社会风俗探讨

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下，社会风俗和观念及其内容、内涵等均获得较大发展，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崇拜神仙、祭祀物品、求吉纳祥、辟邪驱恶等作为汉代社会风俗的重要组成内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文化等关系较为密切，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考古资料所体现“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的社会风俗及其观念、内容等十分丰富，对研究汉代社会风俗乃至汉代社会内容均具有相应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汉初奚涓鲁侯国与张偃鲁王国的变迁——兼论环境与时局屡变对鲁地风俗的影响

战国后期及汉初,鲁地时局变动频繁,楚灭鲁,秦灭楚,鲁为项梁、楚怀王、项羽驻地;汉六年封功臣奚涓为鲁侯国,奚涓死事,无子,母刘疵代侯,惠帝七年改母侯刘疵封地为重平,高后元年四月置外孙张偃鲁王国,文帝元年废为南宫侯。张偃鲁王国至少有三地:鲁母侯刘疵的侯邑、鲁元公主琅邪食邑和城阳郡汤沐邑。鲁地风俗好学、重礼、谨慎小心,也存在识时务、与时俱进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也有鲁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更有战国后期及汉初鲁地时局屡变而无改于劳民使民之道的因素。     

鲁迅小说风俗化人名的修辞意义

鲁迅小说中风俗化的人名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数字人名,一类是拟音人名,还有一类是与绍兴地方掌故有密切关系的人名。这三类人名,不仅具有鲜明的风俗化特征,而且其艺术修辞的特征和效果,还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显示了鲁迅小说这个海纳百川的艺术世界的个性色彩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情感倾向。     

现代化视野下淮河流域移风易俗研究

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不同地区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俗。以是否符合"合理化",是否适应和有利于现代化为衡量标准,风俗有良性、中性、不良之分。淮河流域不良风俗的表现有人际关系原子化严重而凝聚力不足、虚妄较多而开明务实不足、消费畸形而投资积累不足等。战乱灾荒频仍、近代工商业薄弱、政府不当作为是其形成原因。以产城一体推动工业化、发挥民间组织作用有利于破除这些不良风俗。     

风俗与人——也谈韦君宜的小说《母与子》

韦君宜的长篇小说《母与子》是一部着重表现传统女性沈明贞在抗战的时代大潮中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和英雄母亲的革命斗争历史小说.作品细致描写了苏北小城的年节风俗和人生礼俗,并将风俗描写与时代风云和人物精神心理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沈明贞等所生活的时代及文化环境的压抑,突出了沈明贞及其儿女们反抗的深层次原因.《母与子》中的风俗描写带有明显的社会文化批判意味.     

钟理和创作中的客家书写——以《笠山农场》为例

钟理和作为客籍作家,始终把客语作为其思考语言进行写作,在其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中,描绘出了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传统客家人的典型形象,呈现了客家民系独具特色的民俗。这不仅呈现出客家文学内容的丰富多彩,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加贴切、深入地了解客家人的真实生活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奇异的非洲部落风俗

非洲撒哈拉沙漠西部的毛里塔尼亚,地处阿拉伯世界和西部非洲的结合部,历史悠久,居民分属若干个不同的部族。毛里塔尼亚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名称,这个名称含有＂摩尔人的国家＂、＂摩尔人的土地＂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是摩尔人,约占全国人口的3/5。摩尔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主要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较为平坦的空旷地带,摩尔人的婚礼自然反映出沙漠上那种特有的粗犷气息,从该国饶有兴味的习俗婚礼仪式也可窥见其五彩缤纷的文化特色。     

广府风情的文学书写及其价值探绎

明清以来,广府文学对广府地区的文化风情进行了生动、形象的书写,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创作倾向。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广府文学涉笔地域风情,可以营造一种真实可感的环境氛围,更好地启动故事情节,增强文学叙事的现场感与新奇性,有效地映衬人物的情感心理或个性风采,凸显作品的历史色彩、个性魅力乃至民族风格。就认识价值而言,广府文学对广府风情的摹绘,无疑也有助于今人更具体地了解广府地区的风俗民情,为当今的广府文化研究与传承等提供鲜活可感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