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保险受益人之比较

我国大陆和台湾两部保险法就受益人的规定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文章指出有些差别只是形式的，而实质则是相同的，如受益人的指定与约定，保险金请求权与赔偿请求权只是表述不同，而实际上并无不同；其次，文章针对二者之差异作了从立法和理论两个方面分析。     

论对被追诉人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的不足和制约因素,影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如何保证对被追诉人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提高我国对被告人法律援助质量的途径包括:明确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建立质量监控体系,规定相应的救济渠道和奖惩措施,确保办案质量;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制度;将对被追诉人法律援助时间扩展至侦查阶段,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加强援助质量保障.强化对法律援助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构建程序性制裁措施.     

有效辩护原则及其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具象及完善

当下,"被追诉人有权获得辩护"为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所普遍认可,因而控辩平等、有效辩护原则也就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所应遵循的当然原则。这一保障辩护权行使之原则的贯彻依赖于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和程序。我国新刑诉法对这些制度和程序进行了较大完善,但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刑事辩护人过失行为研究

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探讨刑事辩护的实质内容——辩护的有效性问题。特别是分析应当如何看待刑事辩护人在辩护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疏忽,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救济和保障等。     

论台湾法对大陆刑事审判制度及相关理论创新的启示——以2003年台湾地区刑诉法的修订为背景

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几经修订,已经成为一部当事人主义模式极其明显的新法律.笔者以2003年对审判制度的修正为法典基础,阐述了新法关于指定辩护、庭前审查、证据制度几个方面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和法律思想,以望能对内地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以及我国刑事法理论与制度创新有所启发和借鉴.     

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

2018年新《刑诉法》修订确立了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协议存在两种司法审查程序,简易程序为其中之一。由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简易程序本身的特性被弱化,庭审阶段的量刑辩护遭到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缺乏充分讨论。从理论上而言,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量刑辩护是否具有存在并实质进行的合理性,被告人是否自主进行量刑辩护,公平审判价值是否要求辩护人参与等问题需要分析和辨明。从司法实践上而言,适用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案件中确实存在量刑辩护,并且量刑辩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审判产生影响,但该辩护在实然上并不充分,并且缺乏内在动力。所以,需要对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进行研究,并对现有司法制度提出相应完善措施。     

论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化

刑事辩护律师专业化包括辩护人专业化、业务分工专门化、法律服务专业化三层涵义,在实现了刑事辩护律师专业化的美国体现为严格执业资格、律师内部专业分工细、律师协作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三个特点。以此为标准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专业化之路障碍重重:律师业自身发展的不成熟,保障性制度和激励机制的缺失以及律师执业环境的复杂等,这些障碍非一朝一夕能够跨越,必须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     

我国侦查程序辩护制度的缺陷与对策研究

我国1996年刑诉法确立了时间提前但作用有限的侦查阶段律师准入制度。时间提前是保障人权思想的亮点,而作用有限则是打击犯罪,规避律师隐性危险的需要。这种变革在当时无疑是立法的进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司法实践中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严重危及到刑事被控方权利的保障和辩护职能的发挥。以审前程序人权保障的视角,围绕我国侦查、起诉环节中辩护制度的疏漏,提出了应确立的司法理念和完善立法之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