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神化”——唐宋诏封庄子真人、真君的道教史意义

唐玄宗、宋徽宗诏封庄周“真人”“真君”之号，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对道家先贤加以官方“神化”现象的代表，在道教神灵、道教经典发展层面具有重要影响。庄周先后被封“南华真人”“微妙元通真君”,体现了“神权君授”的一面；同时，朝廷通过君权赋予的“神性”,可以进一步达成君权神授、神权反哺君权的目的。唐玄宗、宋徽宗对庄子的诏封，推动了庄子的神化，并通过政治性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广庄周的新称号，推动《南华真经》的流传，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由此，唐宋以降，文人墨客笔下出现了不少“神性”的庄子形象，在不少神话与民间信仰中也开始出现“南华真人”之神迹。庄子的“神性”封号与世俗权力息息相关，“神权君授”的背后是强烈的君权神授的需求，而非君主单纯对“虚无之教”的崇尚。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