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对钗黛形象的阐释研究——钗黛形象接受史研究系列之一

清代评论者对钗黛形象的理解与阐释,是<红楼梦>无限发展的接受链条上的第一环,他们对钗黛形象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人理解的基础;他们对钗黛形象理解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以及在评论过程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主体心态,其背后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     

网络环境下的学习模式探索

教育模式是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与学理论的集中体现,网络的出现为学习者提供了适应个性化需求的自主学习的机会,建立满足不同学生需要的网络学习模式,是网络教学的当务之急。     

巴赫金接受中的主体性问题与巴赫金形象

我国学者在巴赫金的接受中经历了一个主体性从坚守到迷失的过程。巴赫金在我国接受过程中其理论的命名、接受话题的形成、所依据的知识谱系甚至问题意识，无不受到他者或西方眼光的左右，使他者或西方的眼光最后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巴赫金形象的形成。我国的学者们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巴赫金形象，他们所接受的实际上是他人之镜中的巴赫金形象，进而使我国接受者在世界巴赫金接受的对话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我国巴赫金接受中的主体性的丧失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危机，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新的主体性的机遇．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程度与可接受性必须以如下标准为依据: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刘宋时期的陶渊明

颜延之、范泰和鲍照三位文学家都具有陶渊明情结。颜延之是陶学及陶渊明接受的第一人,《陶征士(?)》是陶学 的奠基之作。鲍照第一次发现了陶渊明的文学,并开辟了文学史上拟陶与和陶之风。     

拆除心灵的篱笆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旅程注定是孤单的,因为很难邀请到一个陌生的人和你共赴一段旅程。许多美好的东西,只能在影片中上演,落到现实,只能成为有口难辩的尴尬。孤单,偶一享受足矣,行走在人生的路上,我们需要的是同伴,是温暖,是相互扶携,而那心灵的上的篱笆隔绝了一切美好的可能,拆掉吧!尝试一下没有猜忌的接受,行一段充满心灵暖香的旅程。     

重译中的误读和误译——基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研究

以阐释学的"前理解"和"偏见"理论、接受美学家对阅读和读者"期待视野"的相关论点为依据,针对文学名著在重译过程中的误读和误译作深入比较研究,批评了以往‘误译即错误的翻译,的简单论调.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不同的译本为例,后来的重译本中也存在不少的误读与误译.误译分为语言学(微观)误译和文化(宏观)误译.语言学误译可能是由于拼写错误等导致的.文化误译又细分为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拼写错误等无意误译都应该尽量避免.然而有意误译是可以原谅和接受的,是基于归化或异化的需要,是创造性叛逆.总之,误读、误译与重译相伴相生,是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论朝鲜美学论的形成及其特色

朝鲜很早就接受了中国文学。包括文学美学理论。朝鲜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促进了朝鲜古典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朝鲜古代文人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不是盲目的和无条件的。他们的接受意识比较明确，是以透彻的民族主体意识和文化意识为基础。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传播到朝鲜之后，广泛地受到了选择、分析和评价，经过了“变形”的过程。所以，美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改变的过程中。     

接受美学视阈下的文本意义解读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意义并非作者或作品的意图,而是文本意义潜势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文本意义不仅具有规定性,还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双重属性决定了译者必须以文本意义为基础进行创造性翻译,读者也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无限解读。这种新的文本意义观摒弃了传统的读者决定论的翻译理念,为译事活动开辟了新的视角。     

本土诗歌经验对于戴望舒象征主义接受的影响

对外来文学的接受 ,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之后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戴望舒的象征主义接受立足于中国本土已有的诗歌经验 ,既积极调动了诗人主体的旧诗积淀 ,又充分考虑了新诗发展的实际需求。努力使接受成为一种主动的对话而非被动的倾听 ,显示出了鲜明的主观性、主动性和本土性特征。在中国文学进一步世界化的时候 ,他的做法 ,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是一种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