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程序正义探微

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功能在于纠正作为实体法的刑法本身存在的依靠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作为刑事司法程序正义核心的程序公正的内在机制是以起诉、审判、辩护三权互动为背景形成的控辩平等对辩与法官中立的理想格局。刑事司法程序正义实践理性的精髓是寻找一种公正与效率的调和机制。     

试论程序法的独立价值

长期以来 ,由于历史的影响和认识上的误区等原因导致我国普遍存在着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状 ,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实际上 ,程序法除工具价值外 ,还具有程序正义等价值。重视程序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现已成为世界范围的一种司法趋势。对程序法的重视程度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标尺 ,我们应充分意识到依程序法办事就是实践依法治国     

技术正义论

技术正义问题就是对技术之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价值追问。技术不只是一种手段或工具体系 ,它不是中性的 ,而是负载着价值。正义的技术 ,是指符合自然规律 ,符合人性要求 ,以人而非经济价值为核心的新型技术。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通过立法 ,保障技术开发、应用和发展的正义性。科技工作者也应提升美德 ,负起相关责任     

和谐语境中的司法期待

法律关系是人际关系的特殊表现,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发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破坏,法律的正义观应关注未来的人际关系。现实中被设计出来作为化解冲突、实现和谐的司法制度,却往往在实际的案件裁判中更多的成为延续和引发再次冲突的根源。因此,司法必须通过裁判使当事人从内心消除怨恨,实现人际关系的修复,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一个具体个案的审结。简单的追求效率不是以人为本的司法,也不符合转型社会的实际需要。     

试论通过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等方法实现个案正义

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等方法可以调和法律的普遍规定与特殊调整和具体适用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个案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工具作用。尤其在法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何使当事人各方利益都得到体现,如何使法律正义、程序正义得以体现是每一个法律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

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摹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之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才能够自然地进入到社会展开公共对话.     

缓刑制度的价值分析

对缓刑制度进行价值分析,能够为该制度设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评判找到标准和方向,同时对于制度的完善起到推动作用.对缓刑制度的价值分析就是对缓刑如何体现刑罚价值的分析.刑罚的终极价值是正义、秩序和自由.缓刑制度通过弥补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的缺陷而最终实现正义、秩序和自由.     

正义的变迁——兼构我国符合正义的法律体系

法律似乎与生俱来地与正义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正义是永恒的,而正义的内容常变.然后考察不同生产方式下的不同的正义变化,并主要分析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应然正义.最后以此构建中国在当前历史时期符合正义的法律体系.     

城乡居民的守法观念与警察信任

守法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了人们对法律权威和伦理秩序的认知和态度。探讨守法观念在户籍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凸显中国城乡居民权威信任的法治属性,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的警察信任研究。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从守法观念的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进行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通过建立城乡户籍、守法观念和警察信任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城市居民的程序正义信任和分配正义信任高于农村居民;其次,城市居民的守法意识比农村居民强,较强的守法意识促进警察信任;最后,从警察信任的不同维度来看,守法观念在城乡户籍与程序正义信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守法观念对户籍与分配正义信任的中介效应小于程序正义信任,守法观念对中国居民有效性信任的促进作用没有城乡差异。     

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 ——从实然与应然的互动视角看

道德相对主义在解释某些文化的异质习俗时,往往从道德相对性的实然事实推出自己的应然理念,主张对所有的相对性道德标准都采取宽容开放的德性态度,却没有意识到这种价值诉求潜含着折衷调和无原则、让德性沦为伪善的严重弊端,最终会取消"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的终极地位,甚至纵容某些坑人害人的不义行为。要克服这种弊端,就应当站在正义一元主义的规范性立场上肯定多样性(而非多元性)的正当意义,一方面强调不可害人作为一元正义底线对于多样性的人类生活的终极约束力,另一方面宽容尊重所有符合这条正义底线、没有坑人害人的相对性道德现象,从而消解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