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间的现代性：近代舆论观念视域下的红绿灯

红绿灯,是近代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之一,率先在上海租界得到使用。其后,在“进步”的宣扬声中,红绿灯被逐步推广到许多城市的道路交通管理中,并成为市政当局用来宣扬政绩的对象。红绿灯的设立,虽然被视为进步,但也因其不完善受到部分质疑。在近代社会特殊环境下,红绿灯还潜藏有洋人对华人、城市居民对进城的乡人,强对弱、高对低的歧视性暗语存在。时人将红绿灯作为象征符号,阐发自己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社会价值观念的见解。红绿灯作为透视当时市政建设治理、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国民交通规则意识塑造、社会价值观念倡导等诸多问题的窗口,汇聚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道德·伦理·市场与诗

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问题 ,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元伦理学派虽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假定中推导不出“守道德是理性的” ,但他们却否定不了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不可言说”的伦理之存在。牟宗三说 :“穷知见德” ,说明了那不可言说的道德深而可见。道德是既内在于人的“行” (包括“言”)之中、又显现于人的“行”之外的人的此在品格 ,因而是人“行”中的实存 ,“言”中的含蕴。从语言哲学来看道德哲学 ,就会发现 ,人的语言 (如许诺 )有约束力 ,就在于在最深的层面上 ,人作为人有遵从 (康德哲学的 )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因而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一根滕上的两只瓜。人遵从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 ,即为内在于市场“外在规则” (如法律、产权和契约等等 )之中的“内在规则”。这“内在规则” ,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现实选择

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必须考虑到一国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但是也要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保护的优惠条款。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既要坚持贸易自由化,又要进行适度的贸易保护,以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     

平等与尊重:言语交际中的社会规则——一座多族群村寨的言语交际

岑努是一座多族群聚居村寨,生活着苗、侗、汉、三锹四个族群,各个族群除掌握本族群语言,还同时掌握其他族群语言。岑努人是具有四种母语能力的人。岑努人言语交际中坚持的平等与尊重原则,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文化原则,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     

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创新与发展

《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国善治之重器。总则编聚焦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一般规则和基本原则,突出德法兼施的治国之道,引领整部法典体系围绕民事权利的确认与保护而展开。物权编坚持平等保护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积极"定分止争",让有恒产者有恒心,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合同编突出深化改革精神,使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更加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人格权编独立成编为最大之亮点,全面确认了人格权利,充分表达了新时代民法对人格权保护的鲜明态度,厚植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法律措施。婚姻家庭编健全了规范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力求有效调和千家万户当前和长远利益。继承编坚持弘扬孝老爱亲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系列新规定为千家万户带来欢乐祥和,致力于为社会治理解家务难题。侵权责任编补充和修改了侵权责任一般规则和特殊侵权责任规则,完善了侵权责任的相关法律制度,使规则更加丰富具体合理。     

从认知语用推理视阈管窥广告英语翻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广告翻译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文章从关联理论的认知语用推理视角出发,结合熊学亮的单项语境推导模式解读广告英语翻译,从而为广告英语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用复合判断及推理的知识理解和分析判断对当关系及推理

判断之间的反对关系、下反对关系、矛盾关系和差等关系分别与一定的复合判断有着完全相同的逻辑特性，因此，我们可以用复合判断及推理的知识来理解和分析判断对当关系及推理．这样可以帮助人们融会贯通，掌握判断对当关系及推理的有关内容，而且还增强了知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法律分析中的逻辑规范

现代法治理念要求,法律人在理解与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应当谙熟一定的法律分析技能,客观理性地展示依法断案的法律分析过程。逻辑是实现法律理性的技术性手段,法律理性的实现离不开逻辑的指导和规范。法律分析中,逻辑不仅可以为法律理性的实现提供形式上的规范,而且还可以为法律理性的实现提供理性论证的平台。法律分析的理性特点要求,法律人在理解与适用法律时必须遵循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与规则,掌握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     

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方法 ,试图提出并阐明一个观察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视角 :行政规则制定是一个通过特定法律程序而使不同类型知识得到恰当运用 ,为行政规则提供正当性和理性的过程。文章进而归纳出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两种范式 ,即大众参与模式与专家理性模式。文章认为 ,在价值选择领域 ,大众参与具有知识运用上的合理性 ;而在技术领域 ,过多的大众参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政规则正当性 ,但其耗费大量行政资源 ,无助于知识的合理运用。由于行政管制领域基本上是技术性事务 ,在一般情况下 ,专家理性模式应是优先适用的规则制定模式。当然 ,为了防止“专家专制”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计算 ,大众参与又是一个制约专家权力的机制。涉及中国当前行政规则制定过程 ,由于行政权力的组织和行使依然存在着高度集中化和非职业化的态势 ,本文倾向于首先从行政组织自身“制度 /结构”合理化以及行政专家职业伦理的培养入手 ,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促进专家理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来增强规则的正当性。     

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由于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受利益的驱使,双方当事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有时会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了规范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初步构建了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一制度在相关概念界定、操作程序、是否对非法证据区别对待等方面还需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