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男性形象的性别和种族操演

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体制和文化霸权的心理投射下,东方被塑造为他者,以其贫穷、软弱、落后和神秘烘托西方的富有、强大、先进和理性.汤亭亭、黄哲伦、赵健秀、徐忠雄等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对华裔男性气质建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索,他们创作的华人男性形象或是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包容性,或是极具勇气、魅力和反叛等支配型男性气质特征.无论是美国主流媒体,还是华裔作家对华人男性形象的种族和性别身份的操演,都是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虽然华裔作家内部对如何建构华人男性气质尚有争议,但他们的创作不约而同地展现出反政治压迫、反种族歧视和反文化强权的创作立场.     

暖男与禁欲系：性别话语的时代隐喻和操演意义

暖男与禁欲系的性别话语所显示的审“美”转向,敢于尝试对男性形象的美学意义进行重新定义,这是一种较于传统女性主义的重大突破。然而,这种美的定义并不是以女性为主体主动提出的,而是形象工业的审美控制,是资本所塑造的预言与男色消费,由此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个体的伪个性化与虚假意识的发展,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所不可避免的时代隐喻。但是从暖男符号到禁欲系话语的认同转变和互文性,也显示出形象工业与男色消费为女性群体突破男权话语而提供的性别操演意义和过程。因而,只有以化被动为主动的自我觉察为方式,以塑造审美判断的共通感为原则,才能使审美判断脱离形象工业的话语建构与群体本身的利害关系,才能将女性主体从以形象工业为中心的审美共识返回到主体间的相互确认与共识上,使其重新掌握对审美判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消弭性别区隔,形成政治联盟。     

基于“性别操演”的女性身份解读——以麦卡勒斯作品为例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论"从解构主体性入手彻底否定了性别身份的确定性,进而认为性别身份通过反复操演处于飘忽不定的流动状态;20世纪美国南方著名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两部经典作品笔下女主人公的性别身份并没有被赋予一个静止的"文化标记",而是处于不断被建构和解构的开放场域;借助巴特勒的"性别操演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麦卡勒斯独特性别理念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原因,这种不稳定的性别身份从根本上剔除了南方霸权文化对二元性别规范的强制性逻辑,真正达成"消解性别"的要求,从而为女性发掘出更具多元的个体生存价值。     

阿莉·史密斯《当女孩遇上男孩》中的性别解码

依据德里达性别解构理论和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从性别气质的"变异"归宿、性别取向的"灰色地带"和性别无界与真爱跨界三方面分析阿莉·史密斯小说《当女孩遇上男孩》中的性别模糊化和性别消解现象,指出史密斯的性别理念解构了刻板性别气质和性别二元建构,传达了性别气质多元化和性别多样性的信息,揭示出作者质疑异性恋霸权和颠覆性别二元建构的态度。     

多元性别身份构建中的操演和戏仿

针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问题,对她的著作及其他研究进行文献分析。研究认为,朱迪斯·巴特勒将性别身份构建视为反复操演的的流动状态,是一种对文化所发出的性别指令做出的响应,该理论颠覆了传统性别身份的建构概念,使得框架下性别特征的参数都能得到自由组合;进而重塑规范,以此探讨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分析性别操演内涵的三个维度表征,话语权的操控是性别操演理论的语言维度,其规范话语生成的性别主体,产生关于性别特征的现实,性别操演的仪式维度指性别身份在时间区间内重复性别规范体系过程中确立的,性别操演的戏剧维度指任何一种社会性别都是不稳定的,表演性质的和去自然化的;审视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戏仿”在打破二元传统性别体系中的作用,男性或女性的男性化或女性化行为和意识形态这一性别表达并没有依托性别身份传递出来,将性别范畴扩大化及多样化来实现消解性别,探索解决性别身份问题的有效方式,性别操演理论从解构本体论入手认为性别身份是通过反复操演处于飘忽不定的非静止状态,性别是流动性和过程性的操演行为,是在建构和结构循环中被赋予文化内核,这为身份认知构建提供了新的路径以及多元视角。     

性别身份的认同、戏仿与操演——从三位英国女作家的图文互涉策略谈起

在表达易装、变性与身份认同等议题时,小说仅凭借文字有其局限性,难以表达身份认同与身体形象之间的冲突纠葛。弗农.李的《欧克赫斯特家的欧克》、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奥兰多》和安吉拉.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都采取图文互涉的方式,透过肖像画、照片和电影等视觉艺术,提供了身体呈现的可见形象,展示了女性的隐秘欲望。形象与文字相互激荡、相互印证、相互质疑,展示了身份认同或者迷惑于一幅历史肖像画像,或者随服装更换而变化,或者借助影像而得以型塑。     

性别操演理论的经验解释与女性主义方法论反思——以高层两性人才访谈为例

本文运用对高层两性人才的访谈资料，尝试将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做经验研究和现实解释，观察两性在性别操演时展现的灵动性和真诚性，并将该理论与女性主义方法论作对比，反思后者潜在的“受害人假定”和“对性别的过度归因”等问题，进而讨论女性主义方法论对研究对象的遴选标准、对研究内容的界定标准和建立于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研究预设等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最后，本文尝试将性别操演理论与女性主义方法论对接，以探讨性别操演理论对性别研究的意义。     

从《孤寂深渊》与《奥兰多》浅探20世纪初期英国的性别空间创建

性别平等是19世纪以来妇女运动的核心诉求。在19、20世纪之交，个体性别观之形成围绕着生理决定论和文化养成论的辩论展开；与此同时，性科学的崛起也意味着性相（sexuality）在个体性别身份建构中，益发成为关注的焦点，益发成为与（生理）性征（sex）、（社会）性别（gender）鼎立而论的重要组成。本文拟以同为1928年出版的《孤寂深渊》和《奥兰多》为文本依托，由此一窥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复杂的性别观念；论文并采朱迪丝·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为视角，对比探讨这两本小说在建构主体性别与性身份上的不同侧重策略。本文认为，《孤寂深渊》欲以“性倒错论”科学话语为同性恋者开脱污名，塑造了20世纪英国社会第一个公开的女性性倒错者形象，但是其主人公仍深困在僵滞的二元性别规范中，无法提供性别身份平等的启示。而《奥兰多》以主人公变性、变装等荒诞的情节刻意错置了性征、性别和性相，挑战了异性恋规范所强制框定的三者对应关系，从而建立了一个性别意识流动、性别身份宽容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