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权威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改革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从全能主义的极权体制过渡到了新权威体制。在新权威体制推动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由于新权威体制的低政治参与、缺乏有效监督,造成了腐败现象蔓延,使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其合法性危机日益明显。在利益分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权威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是政府追求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在当前政治形势下,增量民主改革是中国新权威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理性模式。     

构建乡村基层自治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并指出该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随着"三农"工作的有序展开,尤其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得到了巨大改善,农业科技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也持续增加,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但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这一综合性目标,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和突出的短板。对此,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是必然的应对之策,而改善乡村基层自治,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起乡村内外因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是关键路径。     

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基于CFPS2016的潜在类别模型分析

从消费分层的视角来看中国家庭的阶层结构,有助于在传统的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外,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多维面向和阶层结构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在检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建构了一套包含消费结构、消费能力、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四个维度、九个指标的新消费分层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和潜在类别模型,识别出了富奢型、新兴型、负重型和边缘型四个消费阶层,由此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重点讨论了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呈现阶梯状的金字塔形结构,其中,城镇家庭消费分层是典型的"士"字形结构,而农村家庭消费分层则是底部加厚的"土"字形。家庭在消费阶层中所处的位置既与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密切相关,也与家庭收入和户主职业阶层密切相关,但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有着独立的分层逻辑。     

代际研究中终生收入估算偏差问题探讨

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研究中,微观数据分析常用父代40岁左右的单年收入替代其终生收入,由此导致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偏大问题。文章假定微观个体观测值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并进行建模,对个体终生收入做出统计预测。模拟得到学历为硕士人群的工资年增长率是本科人群的1.06倍,收入达到峰值的时间则晚了约8年,对全部人群父代的终生收入用其40岁左右收入逼近的思路可依据父代教育水平进行再次细分。     

放弃

王府井正在举办一个景德镇陶瓷展。怀着看热闹的心情,我走了进去。一进去就看见把她——一套精美的青花餐具。我看了价签,3980元。就我的收入而言,她当然太贵,但对于让我一见倾心的她的精美而言,我觉得值。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一直以来,由于农民只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出租、出售房屋受到法律限制和投资渠道狭窄,因此,农民不但总收入偏少,而且财产性收入十分有限;虽然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但所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仍较低。需要通过明晰土地财产权、用法律保护农民住房权益和重视农村金融理财,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