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蕴含的风险及其控制

<正>时下,地方融资平台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所谓地方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组建的各种类型投融资公司或集团,诸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能源投资集团、水务控股集团等。这些公司或集团以地方政府注入国债转贷资金、公共收费、土地收益权、国有存量资产和税收返还等作为资本金,并以项目的收益,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成为地方政府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通城     

绿色信贷创新模式的比较优势研究

借助典型案例并利用SWOT方法,对比分析了节能减排收益权融资模式与传统绿色信贷模式各自具有的特点及机遇,得出该创新模式能够建立起国家、企业与银行共赢机制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更好地创新发展绿色信贷模式进行了思考。     

农地产权结构、生产要素效率与农业绩效

该研究围绕产权排他性,通过构建测度农地产权结构的"内容实质—主体干预—排他边界"框架,以197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农业生产要素效率变化的视角回答了农地产权结构如何影响农业绩效的内在路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农地产权排他性得到了有效增强,且在提升程度上按照农地收益权、农地使用权和农地处分权的次序依次递减;(2)这3项权利排他性的增强均显著正向影响了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对农业绩效的作用效率,但影响的变动趋势存在着一定的差异;(3)在农地使用权方面,随着农户自主决策经营农地行为的日益排他,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受到了正向的显著影响,但影响幅度却在逐渐降低;(4)而在农地收益权方面,随着农户独享产出收益行为排他性的增强,土地要素效率受到了持续增强的正向显著影响,但劳动力要素效率却受到了持续弱化的正向显著影响;(5)最后在农地处分权方面,随着农户自由处置农地行为排他性的增强,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受到了持续增强的正向显著影响。据此,文章最后从农业生产要素效率变动的角度,简要讨论了农地产权管制的"合理界定"与"失当干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农地产权保护,增强农户产权排他性,推进农地处分权改革,以及从要素效率角度注重不同权利及政策之间相互协调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不动产收益权质押贷款研究

不动产收益权质押作为一种新型金融业务 ,体现着新型的法律关系。它具有权利标的的特殊性、主体的特定性、质权实现方式的独特性等特征。不动产收益权质押的设定须由政府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行政许可 ,当事人须订立书面质押合同 ,并办理登记。它对质权人和出质人具有不同的效力。对不动产收益权质押而言 ,《担保法》存在不合时宜、不完善、系统性与科学性欠缺等问题 ,应尽快修改完善     

国家扶持模式下基于未来收益权的新能源企业融资

目前,我国新能源企业融资难问题较为突出。本文在分析我国新能源企业几种主要的融资方式后认为,由于现阶段我国新能源企业的特点,目前已有的融资方式都不能较好地解决我国新能源企业融资难问题。因此,本文结合现阶段我国新能源企业的特点,依据风险隔离与信用增强的基本思路,提出国家扶持模式下基于未来收益权的融资方式,该种融资方式在国家、融资企业、投资者三方面均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在我国当前阶段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我国新能源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思路。     

农地资本化及其对策研究

农地资本化有利于吸引龙头企业投资农业,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是发展农村金融、优化配置土地资本的基础条件,是化解征地矛盾的有效机制。但农地资本化存在多方面的约束,如主体性约束、制度性约束、市场性约束、技术性约束等。我国发展农地资本化应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充分尊重当地农民的意愿,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农地使用权资本化形式。     

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与法人财产权中的收益权

虽然我国的有关立法没有明确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中是否包含收益权,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改制后成立的公司对股东投资的占有、使用和处分都是围绕收益在进行,而公司实际上只是股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当然公司的收益权也并不就是股东的受益权。     

集体林权改革的制度障碍与对策研究

着重从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与收益权四个角度提出和阐释了影响林农行使各项权利的制度障碍,建议通过减少采伐限额约束、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科学管理炼山行为等措施构建完整的产权制度。     

收益权保护与企业价值:基于2019年央企股权激励改革的事件研究

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然而鲜有文献讨论产权权利束中收益权保护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价值。2019年,央企股权激励改革取消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收益上限限制,为研究收益权保护的效果及机制问题提供了机会。基于央企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该改革事件的效果及机理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与功能性央企相比,竞争性央企在政策颁布期间获得了更高的累计超额回报,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在代理问题和异常在职消费更严重的情况下更显著。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改革事件主要通过影响法律所有权、增加激励强度和影响心理所有权、稳定心理预期两条路径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受管理者权力、股价信息含量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