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和改写:一种类同性恋文本的实验性书写

耽美文学不等同于同性恋文学,在一定意义而言,耽美文学文本是一种类同性恋文本的书写:从书写对象的群体而言,它把作为社会边缘的群体放到了最耀眼和核心的位置;从性别关系来看,耽美小说文本几乎隐蔽掉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存在。男人和男人在情感,尤其是爱情和性欲的关系,在耽美小说文本中得到了一种极大的彰显,然而,却始终没有逃脱异性恋标准对于它们的规训。     

论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向度、难度和限度

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很多通过对历史文本、文学文本及自有文本改写而生成的作品。作家们改写这些作品主要有三个审美向度:向外指涉,深度介入现实;向内开掘,探索人性奥妙;代偿式改写,体现为向内和向外的双向中和。他们对文本的改写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文化思潮、作家审美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为复杂而多样的文本形态。本论文以各个时期引发关注的典范文本改写作品为阐释对象,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其优劣得失,探讨文本改写所要尊严的基本前提和艺术原则。     

悲剧抑或闹剧:赵雪君的京剧剧本《祭塔》批判——台湾文学中的白蛇传改写之研究

台湾作家赵雪君的京剧剧本《祭塔》,完全有别于传统的白蛇传传说。《祭塔》中的许仕林中状元后祭塔时发现白素贞貌美,进而与白素贞产生不伦之恋。作者受到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自身的存在境遇和阅读感受出发,解构经典,盲目认可混血认同,消解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祭塔》对乱伦式爱情的认识存在偏颇,对乱伦行为盲目认同,故而作品缺少文化批判的力量。尽管作品的结局很悲惨,白素贞与许仕林为爱而死,然而这并不能引起读者灵魂的震撼。剧中人物的插科打诨同样冲淡了悲剧意蕴。作者没有写出文化、伦理对于人物的影响,没有写出人物在是与非、爱情与伦理漩涡中的痛苦挣扎,因此《祭塔》并不是引起读者灵魂震撼的悲剧,而是荒唐的闹剧。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晚清到五四

翻译研究派学者勒弗威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在翻译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对原作进行改造,以符合译入语的社会需要。以此为理论视角,研究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状况,分析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诗学对儿童文学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语言表达的影响。两个不同的时代造就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不同面貌,不同的儿童观和文学范式给儿童文学翻译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儿童文学翻译也为当时的社会进步或文学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说明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功利性的行为,似乎总是并且应该保持着动态的特点。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对福音书的译介

艾儒略是晚明第一代入华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次翻译了福音书。与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针一致,艾儒略在译介福音书时也采取适应的政策,对耶稣的生平事迹进行改写,把福音书从欧洲文化语境中转移出来,放到了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象称谓的英译研究

译者们各自的神话观在从源语言到目的语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潜移默化地改写或影响了《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 象称谓的英译,而具体的方式或媒介就是通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采用。通过对余国藩和詹纳尔的《西游记》全译本中神仙称 谓和精灵魔怪称谓的英译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勒菲弗尔的操纵和改写理论、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再加上中国传统 神话观,共同影响了对《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象的翻译与改写。     

鲁迅与库切小说的文体比较

鲁迅与库切都是重视文体的作家,在文体实践上也表现出鲜明的一致性。这不仅体现为对自传性和改写体小说的择定,更在于每种体式的具体表现形态。自传性小说虽以作家的经历事实为主,也不乏虚构成分,是纪实与虚构的交融;改写体小说虽保留了原本的基本或部分内容,却更致力于创造,是对原本意义的颠覆和消解。从中可以见出后现代历史观对库切的深刻影响,以及鲁迅思想和创作的超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