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及其发展新趋向

1980年代中期以来至新世纪初,先锋小说历史叙事以拼贴或改写方式整合多种文本,呈现多文本叠合的文本间性特征。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经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程,从最初仅是叙述形式激进探索的结果,到后来发展成为创作审美的自觉追求,并于近年来呈现新变趋向：拼贴式文本间性呈现为拼贴与改写、回望相结合;改写式文本间性则是残缺或循环的关键性情节链渐趋闭合状态,或者穿插历史、文化及人性等书写,使作品的情感基调、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等呈现多元综合趋向。这是当代小说激进探索与创新的产物,折射当代文化语境、文学思潮及主体性理论等的发展演变,体现当代小说创作力图反叛与消解宏大历史叙事,探索文学审美的多种可能性与复杂性。     

“改写论”视角下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

勒菲弗尔的＂改写论＂关注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和诗学。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受到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中国古诗英译也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现代美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等——郑愁予《错误》改写

河塘上，一朵莲花默默绽放，悄悄凋落。和以往的每一个清晨一样，小镇弥漫着一份静谧与祥和。日出日入，岁岁的枯荣演绎着时光的飞逝，梁柱上一片艳丽的朱红已渐渐淡褪，只留下岁月深深的烙印。时间不曾停下匆匆的脚步，世事如浮云般变幻莫测。亘古不变的只有太阳的东升西落和窗台上那浓浓的情意、静静的守望。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从《十八春》到《半生缘》改写的意蕴解读

1950年张爱玲的《十八春》发表，兜兜转转18年之后，她重新改写《十八春》，并更名为《半生缘》。结合张爱玲的生存处境以及感情生活的变化，读者从改写中至少可以解读出3种不同的意味，即风格的回归、爱情的-f4-i）~和人生的怅惘。     

邓华金电商奇兵改写齐家故事

没有邓华金的“不安分”，就没有今天的齐家网。与阿里巴巴的马云和1号店的于刚一样，齐家网创始人邓华金也是教书匠出身。别看名气不及前者，这家电商奇兵却从创业第一年起，就保持着一项业内罕见的成绩：年年都盈利。     

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中新女性的诞生

童话教母安吉拉·卡特因其对童话的改写而享誉世界文坛,其短篇小说《染血之室》是在改写法国童话大师夏尔·佩罗的《蓝胡子》的基础上创作的.通过文本分析,探讨《染血之室》中新女性"我"的诞生,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女性身体作为女性发声的新媒介,女性精神作为女性进步的新动力,女性话语作为女性自主的新途径.     

双重翻译中的改写与杂合现象——以影片《一剪梅》为例的考察

在我国无声电影的制作拍摄中,外国文学作品是中国电影人的创作源泉之一。我国早期的电影人具有非凡的国际视野,很多无声电影在制作时就直接在影片中加入了汉英双语字幕,以便于国际观众的欣赏,并利于输入国际市场。对于改编自外国文学作品的电影来说,就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双重翻译现象。以影片《一剪梅》为例,从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个方面来考察我国早期电影制作中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写。在电影的对外翻译中,以国际观众为目标群体,译文中既存在对原著的尊重与保留,对目标语语言与文化的贴近,同时也保留了汉语中的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使中英语言文化在杂合中得以融合。     

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儿童文学英译——以《淘气包马小跳》为例

以《淘气包马小跳》的英译版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英文版在版式、人物名字、内容、及语言等层面的改变,说明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在通往英语文化的路上,不得不忍受诸多翻译上的改写,以适应强势的英语文化。     

正典的命运——试论李碧华小说改写传统的方式

本文以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和《青蛇》为个案,分析了作者擅长的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作品的改写,指出其中蕴含的香港文学的所谓观赏性和娱众倾向,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它的文化品格:对中国传统精神的零散承袭和对高速都市节奏的压力的执著反弹。而其改写正典的方式,也因为这种文化品格而显示出某种内在的规律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