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协商的基本内涵、现实障碍与优化路径

政府协商既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渠道。政府协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协商是指作为行政主体的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同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开展的协商。政府协商既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作用,也具有自身的独到作用。当前,在推进政府协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现实障碍,具体表现在协商意识不强、协商主体能力不足、协商内容不明确和协商制度缺失等诸多方面。可以从增强政府协商意识、培养主体的协商能力、细化政府协商内容、完善政府协商的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政府协商水平。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属于技术理性与决策规则的有机融合。凭借信息来源与技术革新,大数据可赋予传统决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大数据的应用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始终,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多类事项中所发挥的实践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推动决策的高效化、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增强决策机关之间的联动。然而,大数据应用可能会引发决策安全的隐忧、个人数据存在的空间被挤压以及决策失误的责任承担等难题。对前述问题提出对策的过程,实乃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转变,此阶段不能欠缺法律法规的引导,应尝试从决策数据安全体系的法治保障、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建构等层面去推动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化。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构建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校园欺凌社会化防治体系

通过吸收借鉴学术研究共识与域外成功经验,我国已建立包括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校园欺凌社会化综合防治体系,但该体系实际实施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原因就在于该体系的核心主体政府与学校之间职责分配失衡,集中体现在校园欺凌防治的事前预防阶段,政府职责严重缺位,学校职责配置超出其胜任范围。政府购买反欺凌教育服务能够使政府职责归位、优化和富有效能,且有助于教育的平衡发展。     

论政府信息公开规范的完善

修改的《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信息的范围,细化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在依申请公开中,删除依"生产、生活、科研"的规定,同时又通过规范设计,压缩了依申请公开中知情权行使滥用的空间,增强了关涉第三方权益政府信息公开的操作性,并通过依申请公开向主动公开的转化,拓展了主动公开的范围,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有力规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