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市：建设法治人社，促进公平正义

自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白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法治政府的要求,通过科学决策、严格规范执法,推进新时代白山市人社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立权力清单,推进职能、权限、责任法定化按照职权法定、边界清晰、主体明确、运行公开的原则,共梳理出行政处罚事项58项,行政确认事项2项,行政许可事项6项,行政奖励事项1项,其他行政事项20项,并向社会公开。     

我国地方政府PPP隐性债务估算及风险评估——基于空间计量和KMV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各地方政府的PPP隐形债务估算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2017年和2018年我国地方政府PPP隐性债务总规模分别约14万亿和15万亿元,隐形负债率分别为1704%和1693%,中西部内陆地区的PPP隐性负债率明显高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近三年全国各地区的PPP隐性债务违约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和PPP的发展阶段有关;PPP隐性债务规模总体处于合理范围,但区域异质性明显,西部内陆省份的违约率偏高,个别地区需要引起高度警惕,这一特征与PPP隐性负债率的空间分布较吻合。目前应切实加强和改进“物有所值”评价(VFM)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凡未经通过的项目不得采用PPP模式,严防PPP项目盲目粗放增长。     

政府协商的基本内涵、现实障碍与优化路径

政府协商既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渠道。政府协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协商是指作为行政主体的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同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开展的协商。政府协商既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作用,也具有自身的独到作用。当前,在推进政府协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现实障碍,具体表现在协商意识不强、协商主体能力不足、协商内容不明确和协商制度缺失等诸多方面。可以从增强政府协商意识、培养主体的协商能力、细化政府协商内容、完善政府协商的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政府协商水平。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属于技术理性与决策规则的有机融合。凭借信息来源与技术革新,大数据可赋予传统决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大数据的应用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始终,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多类事项中所发挥的实践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推动决策的高效化、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增强决策机关之间的联动。然而,大数据应用可能会引发决策安全的隐忧、个人数据存在的空间被挤压以及决策失误的责任承担等难题。对前述问题提出对策的过程,实乃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转变,此阶段不能欠缺法律法规的引导,应尝试从决策数据安全体系的法治保障、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建构等层面去推动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化。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构建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校园欺凌社会化防治体系

通过吸收借鉴学术研究共识与域外成功经验,我国已建立包括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校园欺凌社会化综合防治体系,但该体系实际实施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原因就在于该体系的核心主体政府与学校之间职责分配失衡,集中体现在校园欺凌防治的事前预防阶段,政府职责严重缺位,学校职责配置超出其胜任范围。政府购买反欺凌教育服务能够使政府职责归位、优化和富有效能,且有助于教育的平衡发展。     

论政府信息公开规范的完善

修改的《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信息的范围,细化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在依申请公开中,删除依"生产、生活、科研"的规定,同时又通过规范设计,压缩了依申请公开中知情权行使滥用的空间,增强了关涉第三方权益政府信息公开的操作性,并通过依申请公开向主动公开的转化,拓展了主动公开的范围,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有力规范保障。     

医药类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价值,还要兼顾社会责任。医药行业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特殊行业,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以2014—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两个独立中介效应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还可借助提高政府补助与缓解融资约束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提升企业价值。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股权集中程度高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都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但两个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在股权集中度低时显著,股权集中度高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