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

张居正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实干家,又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秦朝推行的严酷政策,是“王道”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逻辑结果,又主张“法后王”,提倡“为下不倍”,反对“生今反古”.他的这些政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为了证明“治体用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他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振纪纲”,而要“振纪纲”就必须“综核名实”,严禁士大夫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可以说,张居正继承并融贯了儒法两家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技术,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     

个体性:艺术之最后理由——石涛"我自用我法"命题的现代反思

作为经济追逐与权力觊觎的双重语境对象,艺术的理由已模糊化至困境。通过对石涛“我自用我法”命题的回溯与石涛佛僧身世的辩疏,论证个体性之我,乃为艺术的最后理由,进而在与巫术和宗教的比较话域,提出艺术乃是个体性和灵感性的人文事业。     

实践型法律教育的思考——“法本取消论”的辨驳与瞻思

"法本取消论"一度讨论热烈,使我们不能不重思我国法本教育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本文在阐述"法本取消论"不可行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实践型法律教育改革的对策:首先应彻底理顺办学体制,使大学法律教育与司法考试相衔接;以辩证理念为指引,树立实践型人才培养目标;构造服务于实践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综合化课程体系,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教育方式融会贯通,以切实提升学生法务能力,为社会所用。     

变形极坐标法在矿山测量中的应用

将变形极坐标法与传统极坐标法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比较,证明了其优越性.用于指导测量实际工作,将变形极坐标法用于矿山测量.     

日本古写经与《大灌顶经》研究

《大灌顶经》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撰述的经典,亦即所谓疑伪经.日本古写经中的《清净法行经》和《毗罗三昧经》为《大灌顶经》的证伪提供了新的证据.而兴圣寺写经《大灌顶经》卷一前之所以抄《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度星经》),是出于与《大灌顶经》佛教仪式互补的需要.     

我国《民法典》中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效力

优良家风进入民法典,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法独特的社会化要求与其并入民法典后的社会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优良家风条款通过导入家庭在身份法上的主体地位、明确家庭关系中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公共秩序范围与来源,以及制衡婚姻家庭法的财产法化倾向,可有效反映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优良家风条款的效力构成包含了旨在规制家庭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组织规范效力,以及推动道德教化的倡导性规范效力,但其核心是引导司法过程的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效力。在具体适用上,应着重实现优良家风在处理监护人“失管失教”与家庭成员造成外部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在合理维护家庭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在限制假借身份行为谋取不当财产利益行为的功利性效力,以及在创设基于优良家风的独立法益等方面的规范功能。     

从儒法学说中看导致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

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和法家,两者结合,以阴法阳儒的形式体现出来,维系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人性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问题,决定了专制思想脉络,从人性入手,可以剖析思想核心,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发生在现实中的中国和外国的一些“民间法”案例的介绍和分析,试图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法”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由此认为,我们很难在极其抽象的意义上对“民间法”作出一种理论解说和评判。并进而认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不存在普遍法则,只存在具体的案例中所体现和表现出的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孰是孰非的问题和判断。作者的以上结论是针对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在国家法和“民间法”问题的讨论中对“民间法”无限褒扬的趋向,以及对“民间法”所表现出的一种抽象而虚无的理论评判的研究趋向。并且想着重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重要的不在于它叫什么,而在于它是什么。     

人民陪审员"法官化"倾向质疑

近些年陪审制度之研究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为法学界所重视.我国人民陪审员出现"法官化"的现象日益明显.人民法院主导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建构和司法实践的功利性是其主要推力.这一现象与陪审制度的价值取向相悖,导致陪审制度功能弱化,所以我国人民陪审员应去"法官化",使人民陪审制度回到平民司法的正常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