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摘 要;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现代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新的条件下它又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已发展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阻碍着人类社会走向新的世纪。在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为预防官僚主义的产生首创了社会公仆原则。列宁对官僚主义在新型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以及如何遏止作了深刻的分析与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也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着重从完善和加强制度建设入手,提出一系列全新的思路和措施,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消除官僚主义的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地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转型

中国地方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是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诉求的一一种必然选择，其根本动力源自制度的僵滞和供需的不平衡。在社会结构变迁、技术进步等外在推力的驱动下，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动力呈现出既有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推动，     

无产阶级政权建设规律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通过对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分析和总结,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理论,提出了一些基本政治原则。他指出: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和前提;以责任制廉价政府代替官僚等级制政府是其主要形式;以议行合一原则取代分权制衡原则的权力分配形式可以保证国家机构的政治效能。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在此契机下重新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对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新飞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贯彻落实惩防体系《实施纲要》积极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滥用权力、亵渎权力的行为,在形式上集中表现为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是社会最敏感、群众最痛恨、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积极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是反腐倡廉工作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保证,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措施。近年来,玉林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作为党风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任务,认真履行职能,加强组织协调,积极探索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做法是:     

抗战时期党改造和健全冀中村民主政权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本文主要指沧州部分)党组织在加强根据地建设中,贯彻民主,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村级民主政权的建立、改造和健全进行了伟大实践且获得了成功。     

从历史细节透视政治演进──评《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权建设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大量档案史料的解禁是开展这种研究的原因和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方式,以及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基层走向善治,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其中,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是其必要的路径选择.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应通过调适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调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同村级政权组织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理顺农村基层治理三大主体关系;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应通过加强党组织领导的“四个民主”建设,落实农民的“四项权利”;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应以农民为本位,以建设农村社区利益共同体为载体,通过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利益需求.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