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关于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等政策主张。这既表明了人们对于乡镇政府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政府到底是“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存在着严重分歧。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不足以说明“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虽然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因此,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反观自身的“视阈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而一切“外来语”和主观推断终究是不能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试论责任转移

所谓责任转移，其本质是市、县（区）级利用手中权力而强行向基层转移自身政治风险、工作责任和经济负担的去责留权过程，是权力寻租的新的表现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重视、关注政权建设中的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从而充分调动上下多方的工作积极性，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近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梁漱溟在思考中国政治建设问题时,反复提到"政治无办法"、"政治消极无力"、"缺乏政治"等。团体生活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国家政治建设水平,而中国由于缺乏团体生活、阶级对抗,国家无法对社会实现有效控制,这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一大困境。继而,梁漱溟以新儒学的思考方式提出搞乡村组织建设,寻求解决方案。然而,梁氏观念里的团体生活与今天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别,在公共生活与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重新进行反思,进而对近代中国政治建设面临的困境和可能的破解方案做出恰当的评估。     

民族-国家的形成：论中国近代乡村政权建设

民族-国家的形成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回顾清末到民国时期以及1949年之后的农村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上,该文提出当前农村的国家政权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各级权力的交易和分配上,更重要的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为发展的最高目标,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权民主化和经济、社会现代化。     

战后上海的保甲制度及其选举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保甲长选举。就上海来说,战后保甲制度及其选举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战后保甲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各城市间大体相类,既标明保甲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制定相应的保甲长民选制度,规定保民大会,授予相应的权力,又对其权力与职能范围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及地域特征,它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地域特征,这一特点是国家政权在基层建构中的一般逻辑及上海地域差异性中的利益原则在上海的反映。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可以透视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相。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四个阶段:传统时期是从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混合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则实现了从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现代性的乡政村治体制转型。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以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个案

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立足于抗战时期农村社会的政治实践,不仅是“三三制”原则在基层政治层面的实现,更体现了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把“三三制”政权作为政权建设的主要方向。淮北区致力于改善与加强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合理解决了军队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淮南区、皖江区也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以推进政权的民主化进程。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积极完成对基层政权的改造。为尽快实现改造保甲制的直接目的,淮北区强调发挥作为代表会议常设机构的行政委员会的职能,努力使基层政权改造与各种政治运动相结合。淮南区通过增加选举程序的公开透明度,鼓励群众参加民主选举。     

江宁区横溪镇西阳社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健全基层组织建设

2008年4月14日下午．国家民政部和省、市、区民政部门领导来到了江宁区横溪镇。在横溪镇西阳社区进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调研时。对社区政权和组织建设的有序开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论"公仆"意识——学习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政权建设及胡锦涛在西柏坡的讲话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 ,曾高度评价其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 ,并提出“公仆”这个概念。本文认为 ,是否具有“公仆”意识 ,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政权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本质区别 ,而胡锦涛在西柏坡的讲话 ,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而且给“公仆”意识赋予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内涵。文章分析了胡锦涛所强调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者的内在联系以及当前在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中强化“公仆”意识的现实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