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经验初探

一、审时度势 ,适时决策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 16世纪起 ,外国传教士就染指西藏。 19世纪 40年代后 ,随着清朝国力的日益衰弱 ,英、俄、日又加紧争夺西藏。进入 2 0世纪 40年代 ,中国内忧外患 ,蒋介石又大打内战 ,无暇西顾。噶厦当局趁机在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操纵下 ,不断制造分裂活动。这时 ,美国战略情报局又插手西藏 ,大有取英国而代之之势。而且西藏的民族、宗教问题十分复杂 ,自然条件恶劣 ,交通困难 ,我党又没有任何工作基础。何时解决西藏问题 ?早了 ,欲速则不达 ;晚了 ,后患无穷。何时最好 ,便是摆在党中央、毛…     

民族区域自治铸就历史丰碑

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放,解放初期设广西省,省会在南宁。1958年3月5日,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此后,广西境内的行政区划虽时有变动,但自治区一级的建制未改变。 1978年起,将12月11日（右江苏维埃和红七军成立日）定为自治区成立纪念日。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各部委的关心帮助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全区民族团结、边疆安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去年广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1％,连续几年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达到了速度效益质量相统一的目标。今年,广西虽然遇到了历史少有的自然灾害,特别是雨雪冰冻、洪涝灾害、台风等灾害使农业林业渔业受灾严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同时,世界经济发生的复杂变化,也使进出口均受较大影响,但是上半年广西仍保持了13％的发展速度。 民族区域自治在广西50年光辉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最适合广西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仅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广西的全面繁荣发展。 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政治上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在经济文化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自治区直属各部门也都十分支持民族工作,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给予了较多的倾斜照顾,在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上也做了大量工作。自治区民委努力做到研究需求,落实政策,维护团结和促进发展,尤其是行使好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和三定方案中赋予民委的民族工作宣传权、研究权、评价权、协调权、指导权、?     

“以诗取士”制度促进了“诗唐”的形成

汤燕君撰文《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指出,以诗取士是唐代统治者为了实现文德政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其根本用意旨在以儒家文化来规范文学,并通过这种被规范化了的文学来塑造儒性人格、选拔录用诗儒型官员。伴随着以诗取士的推行,习诗研诗之风获得不断延展,诗歌开始广泛进入唐人生活,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形成;同时,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简介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学校批准于2011年3月成立,现任院长李松玉教授。目前,学院拥有硕士(含全日制专业学位)、本科、第二学位和成人教育等组成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现设有行政管理、中外政治制度、教育经济     

清王朝覆亡百年祭

今年是清王朝覆亡一百周年,对于1912年2月清王朝结束这样一个大事件,应当放到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中去审视事件的前因后果,观察各种现象的相互关联和长远影响,即放到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全过程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启示.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自救努力终究未有能挽救灭亡命运?主要是其中存在着三大致命的弱点:一是“表不治本”;二是“缓不济急”;三是“势不可为”.清王朝的覆亡是一个朝代的终结,更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中国社会由此实现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除了表现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外,最主要的标志是宣告了旧轨的结束和新路的开启.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十一教化是民主的基础与保证

近代以还,国人惑于全球竞争之说,慑于西方强权的船坚炮利,以为中国无一事不落后于人,初欲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海战大败之后,又归讼于政治制度,及戊戌变法失败;更进而上探文化渊源,斥国民日奴性,以孔子为盗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辨析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是对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抉择的尊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特征的科学概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有助于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而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单一社会”的难题及其解决——再评《上缅甸诸政治体制》

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员认为,大约一千五百至两千年前,景颇人从其老家康藏高原南迁至今天上缅甸江心坡一带,后又逐渐向西、向南等方向迁移,他们迁徙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的(为了逃离寒冷的气候条件,到南方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军事的(早期是为买了躲避秦始皇的兼并战争,后期则可能是替清王朝征战出力,留居到达的地方)、政治的(摆脱本族群内部的"拉事"仇杀活动,或是想成为山官而不得的部分贵族阶级成员啸聚人马,另立山头)等等.由于所至之处汉、傣特别是傣族势力的强大(这里主要指的是在云南德宏地区),他们只好作为被统治民族居住在生态条件较差的山头.他们实行的是一套被称为"古姆萨"的世袭山官统治制度,社会被划分为官种(贵族)、百姓、奴隶三个阶级.由于山官(贵族)阶级的剥削和压迫,19世纪上半页,江心坡一带(后波及云南德宏地区)的百姓联合一部分奴隶发起了推翻山官统治的"古姆朗"起义,从而建立起了无等级、无特权、无剥削的"古姆朗"制度.①     

汉代上公制度考述

上公指位在三公以上的公。自高后元年上公制度确立后,上公的范围、职权和官属都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表现出因人而异和因封而异的特点。     

《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将于今春举行

<正>关于人性的预设是东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设计的共同基石和逻辑起点,儒学与自由主义两大文化传统分野的根本就在对人性预设的不同:一个主张性本善,另一个则主张性本恶,由此而来,一个主张人治,另一个则主张法治。长期以来,两者似乎不可调和,而自由主义则似乎取得了"普世价值"的身份。但随着西方社会一系列弊端的显露,自由主义及其预设开始受到挑战,而儒家也显示出其安顿人类心灵的终极功用。于是,在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开始出现对话与调和,新儒家中出现了自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