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根基和属性——一种多视角的分析与考察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刑罚个别化原则正日益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刑罚个别化原则有其内在的合理根基它在方法论基础上得益于近代犯罪学对刑法学的推动;在伦理内涵方面体现了人性关怀;在价值追求中实现了公正圆满.刑罚个别化原则不仅仅是一个量刑原则或刑法原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原则.     

辽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发展研究

近年来,辽宁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得到很大发展,初步建立起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但也存在机构发展不平衡,市场竞争不规范,公共信息流通不畅等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为辽宁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因此,应加强辽宁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努力创造有利于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提高科技中介机构核心竞争力。     

“知青”下乡与政策之手

一项政策正在催生新一波中国知识分子下乡热潮。2006年7月,乡镇一级将迎来2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这项由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八部委联手出台的“三支一扶”计划(支教、支农、支医、扶贫),预计在今后5年时间为中国乡村输送10万知识分子。这一次政策之手的挥动,使得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零星的知识分子下乡热骤然升温,新一轮“知青下乡”终于从胎动状态走向有声有形。当“三支一扶”队伍还处于预备状态之时,北京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与湖北“资教计划”已经先行将平静的大学校园搅动起来,“上山下乡”无疑让2006年成为一个“大热”年份。     

陕西省人口迁移动向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文章从空间结构、个人特征等方面分析了陕西省人口迁移的状况及特点,研究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迁移人口实际上已经构成了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的合理有序迁移流动,有利于陕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在市场环境中得到合理配置及充分利用,并就此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及对策研究

本文经过分析,从不同方面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解释,尝试性地给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同时,在理解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的基础上,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优惠政策的比较与借鉴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普遍认识到外资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如何更好地引进外资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外资政策的主要目标。从国内外利用外资的理论出发,对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优惠政策竞争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引进外资的现状和问题,得出对我国政策制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德穆楚克栋鲁普说，面对着这样一座大学，“今天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是不敢相信的”

1962年，继董其武将军、卫立煌将军先后参观了内蒙古农牧学院，盛赞“在这里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之后，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了正在接受思想改造的战犯，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以及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伪蒙古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的李守信到内蒙古农牧学院参观，接受教育。     

苏联专家事件与中国国内政治

在华苏联专家曾是中苏经济关系的纽带.然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国国内政策的左转,苏联专家在中国"大跃进"的特殊年代里已无用武之地.与此同时,中国已培养出一大批可以代替苏联专家的人才.中共已做好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苏联专家的撤走和中国自力更生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自此改变了依靠苏援发展中国经济的方针.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实报还是谎报——双边信息激励与供应链效率

探讨了双边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信息真实分享和谎报对效率的影响。首先,给出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商品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作为比较基准。其次,构建双方信息真实分享的激励模型。研究发现激励双方信息真实共享所需的信息租金降低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再次,构建允许信息谎报的交易量谈判模型。研究发现,供销双方都偏好高报自己的信息类型。个体谎报信息的幅度随着谈判力增加而减小。拥有绝对谈判力的一方不会谎报信息。供应链效率与谎报信息的幅度、成本上界以及销售价格相关。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对实报信息和谎报信息下交易量、供应链个体利润及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为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洞见:供应链企业是否激励双边信息分享可根据双方成本大小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