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辽、宋、夏、金等民族政权政治上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对峙时期,但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并未因此而中断。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区的各民族不断南下进入中原汉族农耕文化区,促进了各游牧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转型,并通过与汉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政治上的相互借鉴、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推进了中国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对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研究生培养政策70年:演变逻辑与发展走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经历了初创起步、推进发展、稳步延伸和调适深化四个发展阶段。在演进逻辑上，凸显出国家需求与市场诉求的权衡性、培养目标注重个人成就与社会发展价值的双维导向、培养质量保障体系趋向质量和效益二维共进等特征。研究生培养政策是个动态发展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应在政策制定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政策目标的价值导向、政策执行的监督评价及保障决策等方面作出适时调整。     

俄罗斯青年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俄罗斯学者对青年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阐明了当前俄罗斯青年政策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以及俄罗斯现代社会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下青年政策调整的基本机制。挖掘俄罗斯在制定和实施青年政策方面所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是探索他们在落实青年政策所出现的周期性反复,进而正确评估俄罗斯青年政策失效的原因,从而预测其可能的发展方向,揭示国家、社会、青年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     

创建新中国的政策与策略准备——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相关著作版本研究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策策略思想，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正确贯彻实施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抓手和必要保证。从1947年冬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围绕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目标，从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出发，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偏差，投入极大的精力于探索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和开展对全党全军的政策策略教育，为创建新中国做了重要的思想和干部准备。整理研究这个时期毛泽东相关著作的版本，对于深入认识他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轨迹，对于梳理和掌握他的建国方略，进而对于深化和丰富关于新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纲领性文件制定过程和对三种文件集内容的介绍，略窥其一斑。     

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问题研究

创新政策主体是创新政策系统的核心部分,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和执行参与主体。对创新政策制定主体间协同关系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创新政策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14年我国中央部级及以上部门制定颁布的创新政策文本的统计,以部门联合发文状况体现创新政策主体间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协同成为创新政策制定与颁布的趋势,并且协同程度不断加强。但同时各创新政策制定主体的作用发挥不平衡,不同政策主体间协同度差异过大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通过重构跨部门协调体系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机制,进而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层面的深化改革。     

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

汉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外持续的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续、迭为因果,构成了武帝政治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因此论及武帝晚年政策转折必须以这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然而根据这个整体看《轮台诏》,以至整个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都不能得出武帝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即转向儒家政治的意向。武帝去世六年后的盐铁会议才真正开启了政策转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从进一步对武帝朝后的霍光主政时代诸项内外政治方针转换的详细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对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其远未完成这一过程。     

刍议课堂教学在高校形势政策教育中的重要性

"形势与政策"课纳入教学轨道,保证形势政策教育不会被边缘化,规定学分、保证课时,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形势政策教育的前提,课堂教学确保形势政策教育的系统性,发挥形势政策课堂教学重要作用需把握形势教学与政策教学、热点教学与政治认同、主题教学与一般教学的关系。     

积极福利视角下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研究

残疾人是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对之制定特殊的社会福利政策。传统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是一种"消极性"与"消费型"的残疾人福利制度。必须从积极福利视角,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政策制定等方面,加快残疾人由"生存型"保障到"发展型"福利转变的进程。有必要在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以积极福利理念,优化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变"事后型"、"补救型"、"消极型"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为"事先型"、"预防型"、"积极型"的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     

政策分析机构的三大神话——回收箱、垃圾桶还是智库?

"智库"已经成为一个随处可见——被泛滥使用却缺乏明确定义——的政治学词汇。它充斥于学术界的公共政策讨论以及记者、说客和舆论引导者中那些"政策专家"(policy wonk)的话语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智库的定义及其角色和功能有了一致的看法。不过,大多数被赋予智库名目的机构都从事着某种政策研究。把智库视为研究与传播间"桥梁"的观点意味着(社会)科学与政策之间有着明显的边界。本文将探讨它们的一些边界。边界不仅是组织上和法律上的,这些机构和它们的资助方在如何构想"公共利益"方面的差异也造成了边界。此外,发挥"桥接"(bridging)功能的社会互动与交流,让"边界"(boundary)的概念变得模糊,使我们可以超越那种强行在科研与政府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二元判分的观念而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处理专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